1935年，13岁小红军罗玉琪过草地时突然腹痛不止，碍于女同志就跑远处去方便，不料返回后竟发现草地已空无一人…… 她慌了，四周是望不到头的泥泞与黑水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她扒上附近一棵树，枯瘦的手指抠着树皮，极目四望，只能隐约看见远处红军留下的淡淡脚印——像被雨水冲淡的墨痕，若有若无。 喊不敢喊，怕暴露了部队；哭不能哭，眼泪早被寒风冻成冰碴。她折下一根碗口粗的树枝当拐杖，跟着那串模糊的脚印往前蹭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，脚下的烂泥却拼命往靴子里钻。 脚泡烂了，草鞋在第一道河沟就断开了，脚掌被石子割出一道道血口子，血混着泥水在脚踝处结成暗红的痂。她盯着仅剩的半块窝窝头看了又看，那是出发时班长硬塞给她的，此刻却像块烙铁烫着手——吃了，就再没退路；不吃，可能走不出下一个沼泽。 最后她还是把窝窝头掰成小块，和着眼泪咽下去。身体越来越沉，意识模糊时，她一头栽倒在一块凸起的石头旁，额头磕出的血珠滴在泥地上，瞬间洇开一小片深色。 “小同志，醒醒！”迷迷糊糊中，她感觉有人在拍她的脸。睁眼时，是个穿着破军装的战士蹲在旁边，军帽檐下露出半张黝黑的脸，他说自己是28团三连副连长李玉胜，正在找失联的通讯员。 两人一拍即合，结伴前行。没走多远，又遇到脚踝化脓的小杨、头缠绷带的老周，还有左胳膊中弹的小张，队伍很快凑到了29人。李玉胜站在齐膝深的烂泥里，把大家拢成一圈：“红军没有孬种，走不出去，就死在这里给草地当肥料！” 他当场组建临时党支部，分工得清清楚楚：轻伤的去采能吃的野草，重伤的捡干柴煮水，连最小的小杨都被安排看火——没人是多余的。 第二天一早，李玉胜不见了。大家正慌神，他扛着一只冻僵的死山羊从雾里钻出来，棉袄上全是冰碴子。剥皮、劈柴、生火，肉香飘出来时，所有人的肚子都在叫。可肉熟了，李玉胜却蹲在火堆旁啃野菜，有人递过去一块带筋的肉，他摆摆手：“我还能走，伤员先吃。” 没人知道，小张偷偷藏了一块羊肝，直到第三天饿晕过去，大家翻他的包才发现——那羊肝只被咬了两口，边缘还留着浅浅的牙印。 再往前走，队伍里有人掉进沼泽，李玉胜第一个跳下去，冰冷的泥水瞬间没过胸口，他抓住那人的胳膊往岸边拖，自己却陷得更深，最后是三个人合力才把他拉上来。从那天起，没人再提“放弃”两个字，大家心里都笃定：跟着李玉胜，就能活着出去。 一天夜里，罗玉琪冻得睡不着，李玉胜挪到她身边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只要活着，革命就还有希望。”她记住了这句话，也记住了那个夜晚——星星很少，风却很静，仿佛整个草地都在听他们的呼吸。 “生存就是胜利”，这句话后来刻在了她的笔记本第一页。 几天后，地上突然出现整齐的脚印和马蹄印，李玉胜蹲下身摸了摸泥地：“是大部队！脚印还没干！”所有人都来了精神，互相搀扶着往前冲。 三天后，远处传来熟悉的军号声，救援队发现了他们——29个人，一个不少。罗玉琪见到新剧团组织的那一刻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要入党。” 这段经历成了她人生的起点。后来她进了红一方面军文工团，在舞台上唱《松花江上》；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，从识字班读到理论课；建国后穿上防化服，成了上海警备区第一批女防化军官。 晚年时，罗玉琪常对着老照片发呆，照片里的她梳着齐耳短发，眼神亮得像草地尽头的星星。“13岁差点死在草地，”她会跟孙子说，“但红军的骨头是硬的，信念比骨头还硬——只要往前走，就没有走不出的草地。” 那根陪她走出草地的树枝，后来被她做成了拐杖头，上面刻着两个小字：活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