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1年，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，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，谁知这一走，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，丈夫因找不到她，差点翻遍了北京城，10多年后，儿子打开门，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老太太，定睛一看，却是消失了多年的母亲。 这份重逢的背后，是十几年前一个深秋傍晚的分别，张文裕望着桌上凉透的饭菜，手边放着一张王承书留下的字条，上面只有寥寥数字：“文裕，国家有任务，勿念。” 作为同是核物理领域的专家，张文裕读懂了字条的重量。 通讯不便的年代，他走遍了王承书可能出现的所有地方，北大的教学楼里留有她未改完的学生论文，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同事未曾见过她，两人常去的书店老板也记不清她的踪迹。 深夜的家中，儿子睡梦中对母亲的呼唤，成了这个家庭最沉重的牵挂。 张文裕始终相信妻子不会无故离开，却无从知晓这份“国家任务”的具体内容。 王承书的消失，是一场以个人声名换国家安宁的主动选择。 彼时的中国，正站在打破核垄断的关键关口，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，撤走全部援华专家，销毁图纸资料，还留下了“你们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”的断言。 为了铭记这份屈辱，“596”原子弹工程应运而生，一场自力更生的攻关会战就此展开。 铀同位素分离作为原子弹研制的核心技术，当时的中国在这一领域几乎一片空白，急需顶尖人才牵头突破。 钱三强找到王承书时，语气里满是郑重，他明确告知，这项工作需要隐姓埋名，从此不能发表任何论文，不能与家人随意联系，甚至可能一辈子不被世人知晓。 这并非王承书第一次为国家需求改变学术轨迹，1956年从美国回国时，她就在日记本上写下承诺：“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。” 彼时她已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，与导师共同提出的“王承书—乌伦贝克方程”轰动世界，导师乌伦贝克曾称赞她是“了不起的人才”。 46岁时，国家筹建热核聚变研究室，这是她从未接触的全新领域，面对邀请，她坚定回应“我愿意”，两年内便成为国内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。 面对更艰巨的铀同位素分离任务，年近五旬的她再次坚定回应“我愿意”。 这简短的三个字，承载着对国家的赤诚与科学家的责任担当，也意味着对个人学术声誉的彻底舍弃。 王承书1961年接受任务后，并未立即前往西北，而是先投入紧张的前期筹备与理论攻坚。 直到1962年，她才登上前往西北的列车，目的地是代号为504厂的铀浓缩基地。 这里地处荒漠，实验室条件简陋，以沥青油毡为顶棚、芦苇秆抹灰为墙壁。 从踏入基地开始，“北大教授王承书”的身份彻底隐去，取而代之的是“王工程师”这一普通称谓，融入数百名科研人员之中。 此前，张文裕已接到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开展核研究的任务，这对夫妻为了同一个国家使命先后别离，年幼的儿子则留在北京就读寄宿学校。 在504厂，王承书带领团队开展铀同位素分离攻关。 这项工作的理论计算极为复杂，受限于条件，所有数据都需依靠算盘和计算尺逐步推演。 团队长期高强度投入研究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。 张爱萍将军视察基地时询问能否按时产出合格产品，王承书给出明确回应，称理论计算与试验均证明可按时交付。 她曾提及，自己对承诺极为看重，除了对孩子的承诺未能兑现，对国家的承诺从未落空。 那段时期，家信是她重要的精神寄托，张文裕在信中从不提及她的工作，只告知儿子的成长情况，从儿子歪扭的字迹到工整的书写，从期盼母亲归来的问询到理解母亲所做之事的体谅，字里行间都是家人的牵挂。 1964年1月14日，504厂成功生产出中国第一批高浓铀，纯度达90%以上，较原计划提前113天，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提供了核心燃料。 同年4月，小平同志视察504厂时，在人群中认出了王承书，提及她隐姓埋名后连张文裕都无法寻到的情况。 当年10月16日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北大漠爆炸成功，举国振奋。 王承书所在的荒漠基地也收到了这一消息，她继续投身后续技术完善工作，这一坚守又是数年。 岁月流转，王承书在科研与对家人的思念中度过了漫长岁月，直到任务阶段性完成，她才获得回家的许可。 站在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口，她开启了房门，开门的是已长成青年的儿子，儿子认出了她，喊出了那声迟到十几年的“妈妈”。 张文裕听到声音走出房间，见到了王承书，开口说出的只有“你回来了”。 没有指责与抱怨，只有跨越十余年的牵挂与期盼。 那些隐姓埋名的岁月，那些攻坚克难的日夜，那些对家人的愧疚与牵挂，都在这一刻有了圆满的归宿。 参考资料： 这位奇女子用“我愿意”肩负起祖国的重托 2019-04-07 来源： 人民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