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4年，张明敏唱完《我的中国心》后，被香港封杀，不管是哪个公司都不愿意给他机会，正当他心灰意冷准备回电子厂当工人时，突然接到春晚导演的电话：“愿意来内地央视春晚演唱吗？” 那个时候，张明敏都准备认命了，却接到了北京的央视春晚导演打来的电话。 当央视的电话打到张明敏家里时，他整个人都是懵的。去北京？上春晚？这对他来说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 惊喜之后，是深深的恐惧。 那时候去内地，对于一个香港人来说，充满了未知。张明敏的顾虑很现实：我去唱了，回来还能在香港混吗？会不会连电子厂的工作都保不住？ 甚至还有更极端的传言，说去了就回不来了。 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是张明敏的母亲推了他一把。老太太虽然没读过多少书，但大是大非拎得清。她对儿子说：“你是中国人，去自己的国家唱歌，怕什么？” 有了老妈这句话，张明敏把心一横：去！大不了回来摆地摊！ 1984年2月2日，除夕夜。张明敏穿着那一身标志性的米色中山装，脖子上围着一条灰色围巾，站在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上。 那时候的他，虽然极力掩饰，但如果你仔细看当年的录像，还是能看出他的紧张。但当音乐响起，当他唱出第一句“河山只在我梦萦”时，现场的气氛瞬间变了。 那是一种压抑了许久的民族情感的集中爆发。对于刚刚打开国门、渴望拥抱世界的内地观众来说，一个香港同胞，用如此标准的普通话，唱出如此深情的爱国之音，这种冲击力是核弹级别的。 一夜之间，张明敏火了。真的就是一夜之间。 第二天大年初一，大街小巷都在放《我的中国心》。张明敏走在北京的街头，虽然那时候还没什么粉丝经济，但那种被同胞认可、被当作自家人的温暖，让他热泪盈眶。 他回香港的时候，心情是复杂的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内地的爆红竟然反向影响了香港。虽然主流娱乐圈还是对他若即若离，但他已经不在乎了，因为他拥有了十亿听众。 但如果你以为张明敏只是个靠爱国歌曲“吃红利”的歌手，那你就太小看他了。接下来的这件事，才是真正让我对他肃然起敬的原因。 时间来到1988年，中国申办亚运会成功。这可是咱们国家第一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国际体育赛事，意义重大。但是，当时国家底子薄，缺钱啊！资金缺口巨大，亚运会组委会急得团团转。 张明敏知道这事儿后，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。 他和老婆李淑贞商量：“我想为亚运会做点事。” 怎么做？开巡回演唱会筹款。 可是开演唱会需要启动资金，音响、灯光、路费，哪样不要钱？那时候张明敏虽然有名，但真没多少钱。 两口子一咬牙，把在香港唯一的房产，还有那辆车，全卖了！这就是咱们老话说的“砸锅卖铁”。 这魄力，真的没几个人能有。 1990年，张明敏带着借来的设备和临时组建的团队，开始了他的“疯狂”巡演。 这一年，他走了24个城市，开了整整154场演唱会。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那是种什么强度的生活。那时候内地的交通条件差，没有高铁，没有飞机头等舱，甚至连像样的软卧都难买。他们坐着绿皮火车，甚至是拖拉机，在各个城市间辗转。 很多时候，到了地方连个像样的宾馆都没有，一群人就挤在招待所的大通铺上，有时候甚至就在后台打地铺。 而且，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看起，他的票价定得极低，大多是3.5元一张。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张明敏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有一回在东北演出，天寒地冻，他感冒发烧到39度，嗓子肿得连话都说不出来。医生劝他取消，他摇摇头，打了一针封闭，上台继续唱。 因为他知道，这不仅仅是演出，这是在给国家凑“面子”，凑“尊严”。 这趟巡演下来，张明敏瘦了十几斤，整个人脱了一层皮。但他把筹集到的60万元人民币，一分不少地全部捐给了亚运会组委会。 当他把支票递过去的那一刻，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哭了。 这就是张明敏。他不仅仅是唱得好听，他是真的把“中国心”这三个字，刻在了骨子里，落实在了行动上。 这几年，咱们经常在网上讨论什么是“爱国”。有人觉得转发个微博就是爱国，有人觉得喊两句口号就是爱国。当然，这些也没错。 但看看张明敏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冒着被封杀的风险去唱一首歌；在国家困难的时候，卖房卖车去支持国家办亚运。这种没有任何功利心、纯粹到甚至有点“傻”的爱国，才最让人动容。 后来，随着香港回归，张明敏的日子也越来越好。他做生意、做马主、当选人大代表，依然活跃在两岸交流的舞台上。 有人问他，当年卖房卖车后悔吗？ 张明敏笑着说：“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，就觉得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。房子卖了可以再买，但亚运会要是办砸了，中国人的脸往哪搁？” 如今的张明敏已经年过花甲，很少再出来唱歌了。但每当《我的中国心》的前奏响起，那个身穿中山装、围着灰围巾的形象，依然会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。 他用半生的起伏告诉我们：爱国不是一笔生意，而是一种信仰。当你真心实意地爱着这片土地时，这片土地也绝对不会辜负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