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06年，闽浙总督端方参观柏林博物馆时，发现一座石碑很特别。他走近一瞧，惊得目瞪口呆，急问馆长此物从何而来？ 1906年初，冬日的德国柏林弥漫着一种严谨而冷峻的气息，在那座历史悠久的柏林民俗博物馆角落里，站着一位身穿清朝官服的显赫人物，端方，这位肩负着清政府考察欧美宪政使命的闽浙总督，此刻并没有在研究德国的律法条文。 而是像被定身了一样，死死盯着一块布满裂痕的石头，矗立在他眼前的，是高昌北凉时期的《沮渠安周造佛寺碑》这通石碑高148厘米，宽92厘米，即便莲花底座尚存，石碑下部三分之一处那道刺眼的断裂痕迹，也在无声地诉说着它颠沛流离的苦难史。 就在四年前，也就是1902年，德国人通过“探险队”的名义，将这块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沉睡了千年的国宝，连同其他45箱珍贵文物一并打包，这块记载着公元445年沮渠氏皇族崇佛建寺历史的巨石，没能在此后的漫长运输中保全金身。 它在颠簸中惨遭断裂，最终带着伤痕躺进了异国的展厅，对于身为金石学家的端方来说，这种心痛是双重的，他看着石碑上由夏侯粲撰写的近千字碑文，书法高古、佛理精深，这在当时是中国国内都从未出土过的稀世孤品。 然而，此刻它却成为了德国人的战利品，成为了一个关于文化掠夺的巨大讽刺，这种目睹国宝流失的刺痛感，让他在那一刻做出了一个略显执拗的决定：哪怕带不走石头，也要把上面的文字“剥”下来带回家。 于是，一场充满了戏剧性甚至带点荒诞色彩的“复制”行动开始了，端方先是利用自己的外交官身份，同博物馆馆长软磨硬泡，起初德国人严词拒绝，毕竟石碑已经断成两截，哪里经得起再一次的敲打折腾。 但在端方反复的据理力争下，馆长勉强松了口，可惜的是，正是这次难得的机会，因为人为的失误演变成了一场新的灾难，拓印本是个精细的手艺活，需要宣纸覆石，毛毡轻锤，端方自己就是个中高手，但在那种外交场合，封疆大吏亲自撸袖子抹墨显然不合礼制。 他环顾四周，做出了一个让后人咋舌的安排，找了个随行的厨子来充当“技工”，自己在一旁指手画脚地搞遥控指挥，起初，厨师小心翼翼地拓好了一份全本，但这第一份成品在端方眼里似乎成色不足，墨色不够匀称，字迹略显模糊。 追求完美的金石学家劲头上来，忘了物极必反的道理，催促厨师再来一次，也就是在第二次操作中，意外发生了，早已失去耐心的厨子下手没了轻重，只听得一声脆响，脆弱的石碑表层哪里经得住外行的蛮力，竟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文字剥落和碎裂。 这一声脆响，彻底激怒了德国馆长，也惊碎了端方的金石梦，德国人当即下了逐客令，拓印工作戛然而止，最终端方只能尴尬地带着那份还算完整的初稿，以及第二次尚未完成、只拓了四分之一的残本，狼狈地离开了博物馆。 命运的齿轮在这里转动得尤为诡异，这看似倒霉的一天，却在冥冥中为中华文明留下了一丝血脉，端方回国后，视那份唯一的全本拓片为身家性命般的至宝，他广邀海内外的名流雅士鉴赏题跋，甚至不惜重金请朋友以这份全本为底稿。 用复杂的“响拓”技术去补全那份只剩四分之一的残次品，当时的他也未曾料到，自己这番近乎偏执的保护行为，将在几十年后展现出何等巨大的价值，仅仅五年后的1911年，端方就在四川资州的兵变中成为了时代的祭品，被起义的新军斩杀。 但他留下的这两份拓本，却并未随着主人的逝去而湮灭，为了生计，端方的后人将它们转让给了大收藏家李钦，李家人深知此物贵重，甚至专门修建了一座“北凉碑馆”来供奉，将其藏之名山，轻易不示人。 后来的历史证明，那次“厨师意外”得来的拓本，竟然成了绝唱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，盟军的轰炸机飞掠柏林上空，那座收藏了无数掠夺珍宝的柏林博物馆未能幸免于难，而那块曾让端方魂牵梦绕、即使断裂也要傲然挺立的《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》。 在漫天的炮火中灰飞烟灭。石头死了，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，而端方带回中国的那张薄薄的宣纸，那个差点被嫌弃墨色不清的“全本”在原碑毁灭的那一刻，原地飞升为了海内孤品，成为了这世间证明那段辉煌历史存在的唯一实物凭证。 历史就是如此令人唏嘘，一群以“保护”和“研究”为名将石碑掠走的所谓文明人，最终让石碑葬身火海，而一个因“失误”和“遗憾”只带回影子的清朝官员，却无意间完成了真正的救赎。 这缕在战火和动荡中延续下来的文脉，在李氏家族手中被小心呵护了半个多世纪，直到1976年，李钦的孙子李章汉在学者史树青的建议下，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：将这份举世无双的拓本全本和那份补全的残本，无偿捐献给中国国家博物馆。 如今，当我们凝视这张幸存的拓片时，看到的不仅仅是北凉的佛法兴衰，更是一段关于守护、遗憾与回归的百年沧桑，一张纸，终究在石头化为齑粉后，替它讲完了未尽的故事。 信息来源：国博馆藏 | 端方旧藏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片 国博君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