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5月，胡宗南的贴身警卫陈子平在西安向解放军投诚，消息传来，胡宗南惊的半天说不出话来。 1949年的西安城，城墙砖缝里还嵌着去年冬天的弹片，第三军南撤的脚步声震得街面尘土飞扬。 陈子平站在租住的二楼窗口，看着楼下士兵把抢来的绸缎塞进包袱，枪托撞在墙角石礅上，发出沉闷的钝响。 他摸了摸腰间那把胡宗南赏的勃朗宁，枪套磨得发亮，却比不过心里的慌——留，是跟着溃兵南逃；走，往哪走？ 街角粮店的门板缺了半块，露出里面空荡荡的米缸，像一张饥饿的嘴。 房东刘达森端来一碗凉粥时，正撞见他把金条塞进袜底。 “城门盘查得紧，”老人把粥碗放在桌上，瓷碗沿磕出个缺口，“穿军装的出去，要么被当逃兵毙了，要么被抓去填战壕。” 这句话像根针，刺破了他回武都老家的念头。 解放军进城那天，陈子平躲在门后看。 灰绿军服的队伍扛着“人民解放军”的木牌，步伐踩得整整齐齐，路过粮店时没人掀门帘，只是有个小战士蹲下来，把掉在地上的半块窝头捡进布袋。 他突然想起胡宗南司令部里，副官们为了一箱威士忌争得面红耳赤的样子。 当他在军管会那张掉漆的木桌前坐下，看着工作人员把“胡宗南贴身警卫”几个字郑重写下时，窗外的蝉鸣突然停了，空气里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。 有人问起第三军的撤退路线，他报出地名的瞬间，看见对方眼里闪过一丝亮光——原来自己知道的，比想象中重要。 彭德怀见他时，桌上摆着个缺了口的搪瓷缸，里面的茶叶沉在底。 “胡宗南最近一次发脾气，为了什么？”将军的手指敲着桌面，节奏不紧不慢。 陈子平想起三天前，胡宗南摔碎了西洋钟，因为电报里说“陇南防线不稳”——那钟是孙铁峰送的，孙铁峰现在是武都专署副司令，手里握着三千保安队。 “孙铁峰这人,”陈子平盯着搪瓷缸里的茶叶，“当年在西安，为了士兵棉衣被克扣的事，敢跟胡宗南拍桌子。” 彭德怀没接话，只是把地图往他这边推了推，武都的位置用红铅笔圈着。 那天离开司令部时，陈子平的包袱里多了封盖着红印的介绍信，和几块用作“打点”的金条。 陇南的山路在六月里泛着白光，路边的茅草被晒得卷了边。 陈子平找到孙铁峰时，对方正在祠堂里擦枪，枪管映出他满脸的胡茬。 “你来做什么？”孙铁峰把枪栓拉得哗啦响。 陈子平没提解放军，只说西安城里，小贩敢跟灰军装的兵讨价还价了；说第三军的士兵，夜里偷偷往解放军那边跑，“听说那边顿顿有米饭”。 孙铁峰的枪擦到第三遍时，突然问：“赵龙文的338师到哪了？”——赵龙文是胡宗南的心腹，此刻正带着部队在陇南“清剿异己”。 陈子平心里一紧，他在路上听说，赵龙文已经抓了好几个“通共”的小军官。 接下来的日子，陈子平躲在孙铁峰家的柴房。 夜里常听见孙铁峰和部下低声争吵，有时是为了“武器藏哪”，有时是为了“起义后士兵家属怎么办”。 有天凌晨，他被惊醒，看见孙铁峰蹲在院里，对着月亮抽旱烟，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，像他没说出口的犹豫。 赵思举的死讯传来时，孙铁峰捏碎了烟杆。 赵思举是保安队的连长，前几天跟人喝酒时漏了句“要变天了”，被赵龙文的人从被窝里拖走，第二天尸体挂在了城门口。 那天下午，孙铁峰把陈子平叫到屋里，从床板下摸出张纸：“你看看，这起义通电，措辞行不行？” 十月中旬，解放军逼近武都的消息像风一样传开。 孙铁峰在祠堂召集保安队，站在台阶上，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：“愿意跟我走的，留下；想回家的，我发路费。” 底下鸦雀无声，直到一个瘸腿的老兵喊：“孙司令去哪，我们去哪！”——那老兵的腿，是当年为了掩护孙铁峰，被炮弹炸伤的。 起义电报发出时，孙铁峰把铜烟嘴按在桌上，烫出个浅印。 陈子平站在旁边，听见外面传来零星的鞭炮声，不是庆祝，是百姓在自家门口放的“平安炮”。 后来他才知道，那三千保安队没放一枪，武都城门就开了，解放军进城时，队伍里有人挑着筐，筐里是给百姓的粮食。 陈子平回西安时，城门口的盘查已经撤了。 他在军管会领了张“投诚人员证明”，后来凭着这张纸，进了公安系统，一直干到退休。 去年整理旧物，他翻出个铁皮盒，里面装着孙铁峰送的铜烟嘴，和当年彭德怀那张掉漆的地图复印件。 烟嘴上的刻痕磨平了，地图上武都的红圈却依然鲜艳。 他对着阳光举起来看，光影落在手上，像极了1949年那个夏天，西安城头新旧旗帜交替时，投在地上的斑驳影子。 如果那天房东没有拦住他收拾行李的手，故事会走向不同的方向吗？ 没人知道答案。 但陈子平总说，乱世里，路是自己走的，可往哪走，得看天上的云——云往哪飘，风就往哪吹，风往哪吹，大势就往哪去。 这道理，他用了一辈子才真正看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