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前为止，日本的主流媒体和谈话性节目都开始陆续报道“玉渊潭天”公布的那段录音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呈现了中方向日本通报了航母起降演练的相关内容，也证明了日本官员都在说谎。那么日本的民众和社会舆论，对于这一动向有何反应呢？ 日本防卫大臣“未收到中方训练通报”的公开表态，本质上是一场服务于双重目的的政治建构，绝非偶然的信息偏差。 长期以来，日本将“外部威胁”作为扩军的核心借口，通过渲染“中方军事活动不透明”，为防卫费连续13年上涨、西南诸岛军事化等动作寻找合法性。 2025财年防卫费已突破11万亿日元，GDP占比达2%的北约标准，其中大量资金流向远程打击导弹研发和军事基地建设。 而“中方未通报”的叙事，正是为这种进攻性军力扩张披上“被动应对”的外衣。 更关键的是，这种叙事能强化日美同盟绑定，为日本参与区域军事合作、推动武器出口松绑创造舆论环境，毕竟只有塑造出“共同威胁”，才能让军事正常化的步伐更顺畅。 高市早苗上台后，既未能解决核心通胀持续高企、实际工资连续下滑的民生痛点，又因政治资金违规、涉台激进言论引发内外争议，执政联盟从公明党转向松散的维新会，根基本就脆弱。 在涉台言论引发中方反制、旅游业和水产业遭受重创后，内阁急需一个外部议题转移民众注意力。 将中方合法训练歪曲为“未通报的挑衅”，既能将自身塑造成“地区安全受害者”，又能将民生困境归咎于“外部环境恶化”。 这种以外交为国内政治背书的操作，早已成为日本右翼执政的固定逻辑。 铁证面前，日本社会的舆论分裂并非简单的“支持”与“反对”，而是长期认知操控与现实利益碰撞的必然结果。 部分网民执着于“录音伪造”“通报形式不合规”等牵强辩解，根源在于日本主流媒体长期构建的信息茧房。 多年来，涉华负面报道在日本媒体中占比居高不下，“中国威胁论”的叙事反复强化，使得部分民众形成了“逢中必反”的条件反射。 即便面对日方两次明确回复“收到”的铁证，仍会本能地质疑真相。 这种认知偏差并非单纯的理性缺失，而是系统性舆论引导下的思维固化，是将政治立场凌驾于事实判断之上的典型表现。 但越来越多的理性声音开始冲破桎梏，核心驱动力是民生利益与政治投机的直接冲突。 当内阁的“外部威胁”叙事转化为中日关系紧张、旅游从业者无客可接、水产商库存积压的现实损失时，民众对谎言的容忍度自然崩塌。 长崎市民团体的抗议声明、社交媒体上“内阁总辞职”的呼声，本质上是对“政客野心凌驾民生”的反抗。 这种觉醒说明，无论舆论如何操控，民众对安稳生活的需求终究是最根本的利益诉求，当政治表演开始侵蚀自身生计，即便是曾经的支持者也会转向质疑。 舆论的怒火正在转化为实质性的政治反噬，让高市内阁陷入多重危机的叠加。 内阁的执政根基本就因联盟动荡、丑闻缠身而摇摇欲坠，谎言被戳破直接加剧了信任崩塌。 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已出现明显分化，偏向右翼的媒体民调虽仍显亮眼，但NHK等中立机构的数据显示其支持率已跌至低位，年轻群体与老年群体的认知鸿沟进一步扩大。 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更是成为众矢之的，此前因自卫队调度失当等问题遭诟病，此次撒谎风波彻底坐实了“重意识形态轻专业能力”的标签，国会质询的压力已近在眼前。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，内阁的可信度危机可能蔓延至整个安保体系，当官员的公开声明被录音直接证伪，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外交信誉也将遭受连带打击。 这场由录音引发的风波，最终指向的是地区安全的双重隐患：日本的战略野心膨胀与中日沟通机制的失灵。 而日本近年来的军事动作早已突破“专守防卫”的底线。 从远程导弹研发到西南诸岛要塞化，从武器出口三原则逐步松绑到防卫费占比突破红线，一条以“中国威胁”为借口的军事扩张路径清晰可见。 而此次事件中，日方在收到通报后仍蓄意抵近滋扰，事后又反诬中方，本质上是通过挑衅测试地区安全底线，为进一步扩军寻找借口。 更危险的是，中日危机管控机制的失灵让这种挑衅充满失控风险，此次事件前后，日方试图通过防务热线沟通却无果，说明双方常态化沟通渠道已出现梗阻。 在军事部署日益接近、战略互信持续走低的背景下，沟通失灵意味着微小摩擦可能升级为严重冲突。 而日方将谎言作为外交工具的做法，只会进一步侵蚀本就脆弱的互信基础，让危机管控更加困难。 谎言或许能暂时转移危机，却无法掩盖战略野心与民生需求的矛盾，更无法填补沟通失灵带来的安全漏洞。 高市内阁的今夜无眠，是谎言被戳破后的必然结果，而日本社会的舆论分裂，也预示着靠“外部威胁”维系的执政模式终将难以为继。 毕竟地区安全的根基从来不是军事扩张或舆论操弄，而是诚信与沟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