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6年至1937年的赣南梅岭，笼罩在国民党军的"清剿"迷雾中。 红军主力长征后，陈毅带着留守部队在这片山区坚持游击战争，当时的处境用"三绝"来形容一点不为过，粮食早就断了顿，药品更是想都不敢想，就连和外界的联系也彻底中断。 战士们每天只能靠挖野菜、剥竹笋勉强填肚子，晚上连手电都没有，只能点着桐油灯看东西，有时候一天要转移好几次，三天吃不上一顿饱饭也是常有的事。 本来以为这样的日子已经够难了，没想到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。 1937年，队伍里出了个叛徒叫陈宏，这家伙本来是本地的联络员，因为熟悉地形，陈毅还挺信任他，经常派他穿越封锁线传递情报。 后来他被国民党的龚楚特务队抓住了，敌人对他用了酷刑，又是灌辣椒水又是用竹签钉指头，没扛住就叛变了。 龚楚以前也是红军的高级将领，叛变后当了"剿共游击司令"，他太了解红军的联络方式了，就伪造了一封中央特派员的信，还特意模仿周恩来的笔迹，甚至连红军的印章都仿造得一模一样。 那封信确实让陈毅动了心。 虽然信里说"特派员携带电台"的说法让他有点怀疑，毕竟当时红军的电台可是稀罕物，但一想到能和中央恢复联系，给同志们找条生路，他还是决定冒险走一趟，后来他在回忆录里说"哪怕有万分之一希望，也要为同志们搏一条生路"。 1937年12月13日一大早，陈毅和警卫员黄赞龙扮成货郎，揣着驳壳枪和两枚手榴弹，沿着山里的小路往山下走，一路上避开了3个国民党军的哨所，走了4个小时才到陈宏家。 到了村口就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平时很少见到外人的村子里突然多了几个陌生的"货郎"，村口还晾着几件新浆洗的国民党军服，虽然心里犯嘀咕，但他还是决定先去陈宏家看看情况。 到了陈宏家门口，陈毅敲了敲门，出来开门的是陈宏的妻子。 陈毅客气地说想讨碗水喝，顺便问问陈宏在不在家。 陈宏的妻子一边擦着灶台一边头也不抬地说，他上团部了，好几天没回来了。 陈毅一听心里"咯噔"一下，赶紧追问是哪个团部。 陈妻有些不耐烦地说，还能是哪个，就是国军的团部呗。 就这一句话，让陈毅瞬间警觉起来。 他本来把"团部"听成了"糖铺"，那是他们红军秘密联络点的代号，可转念一想，按照纪律，联络员的家属根本不可能知道联络点的名称，而且陈宏要是真去联络点，也绝对不会跟家里人说。 如此看来，这肯定是个圈套。 陈毅赶紧说自己突然肚子疼，得先去趟茅房，趁机和警卫员使了个眼色，两人找机会赶紧离开了陈宏家。 本来想直接去城南饭店和那个所谓的"特派员"碰面，现在看来是去不得了。 他们决定先去"糖铺"核实一下情况，到了地方才发现，铺面早就换了老板，新老板看到他们眼神躲闪，问起"老主顾陈宏"，对方竟然说不认识，这和信里说的"糖铺老板为可靠同志"完全对不上。 这次能脱险，陈宏的妻子可以说是无意中帮了大忙。 后来才知道，这位张姓农妇根本不是党员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丈夫是干什么的，她那么说，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"团部"强征民夫的事不满，陈宏当时被特务控制着，回家的时候只能说是去"团部"当差。 其实这样的事在当时挺常见的，1935年方志敏在怀玉山的时候，就有个叫徐大妹的山民用当"假向导"的办法把他引到了安全路线；1938年项英在赣南遇袭，也是村民用"送葬队伍"作掩护才得以转移，看来群众真是用朴素的正义感给革命编织了一张安全网。 陈毅后来在《赣南游击词》里写了"靠人民，支援永不忘"，1944年在延安整风的时候，他还专门说过，革命的胜利，本质上就是"民心争夺战"的胜利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陈毅主持上海工作，搞"三反五反"运动的时候，特别强调要保护小商贩和普通市民的利益，现在想想，这和他在梅岭时候的经历肯定有关系。 而那些叛徒的下场都不怎么样，龚楚1949年后跑到香港，晚年一直后悔说"背叛的代价是一生的噩梦"；陈宏也没好到哪去，国民党根本不信任他，1941年就死在了内部清洗中。 很显然，1937年梅岭那个冬天发生的事，不只是个偶然。 陈妻那句无心的话，就像一道闪电，劈开了国民党特务精心布置的陷阱。 这件事不光改变了陈毅的命运，更说明一个道理，革命要想成功，必须得依靠人民。 从梅岭战士们吃野菜坚持斗争，到后来淮海战役中老百姓推着小推车支援前线，再到新中国成立，这一路走来，不都是因为赢得了民心吗？陈毅后来常说"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"，其实那辆"小车"的轮子，早在1937年梅岭的那碗清水中，就已经开始转动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