尹先炳在朝鲜生活作风出了问题，影响十分恶劣，错失本来属于自己的军衔。回国后，没有单位肯要他。总政治部长罗荣桓元帅把他安排到了政治学院，罗荣桓是院长。 尹先炳这人，是典型的“成也性格，败也性格”。 在战场上，这种性格叫敢打敢拼。他是红四方面军出来的，那是出了名的能打硬仗。到了解放战争，他在二野那是挂了号的主力战将。等到建国后，组建第16军，这可不是一般的部队，这是全军的“合成军试点”，那是拿着全套苏式装备、武装到牙齿的王牌。毛主席在他们入朝前，那是亲自接见过尹先炳的，握着手嘱咐他要打出威风来。 这就好比现在的精锐特种部队指挥官，前途不可限量。 可是到了朝鲜战场，这一打仗，精神高度紧张，再加上那是个异国他乡的环境，尹先炳这根弦就松了。这一松不要紧，直接在生活作风上出了大乱子。 当时的情况是很严肃的。咱们志愿军入朝，纪律那是铁打的，特别是涉及到朝鲜群众、朝鲜女性的问题，那是红线中的红线。尹先炳作为一军之长，不仅没守住底线，还在司令部里搞起了特殊化。这事儿甚至一度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外交影响。 更让人咋舌的是，这股子歪风他还带回了国内。回国休整期间，他又因为私人生活问题，被自己的结发妻子一状告到了组织上。这下子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 处理结果很快下来了：开除党籍，行政降级。 那段时间，尹先炳的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惨淡。他被免去了第16军军长的职务，老战友潘焱接了他的班。不仅如此，他得找地方安置啊。可是，这样一个背着沉重处分、犯了严重作风错误的“大校”，哪个单位敢要？ 咱们现在找工作怕有污点，那时候的政治氛围比现在严格百倍。各个单位的领导一看档案：嚯，生活作风严重问题，开除党籍。谁接这个烫手山芋？接过来怎么管？管轻了是包庇，管重了人家好歹曾是军长。所以，大家都是躲着走。 尹先炳当时就在招待所里住着，冷板凳坐得心里发寒。他是个要面子的人，以前走到哪都是前呼后拥，首长长首长短，现在成了“瘟神”。这种巨大的落差，让他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他在给老战友的信里流露过这种情绪：活着没意思，不如死了算了，给脸抹黑。 就在他几乎要被这种绝望吞噬的时候，罗荣桓元帅出手了。 这事儿其实挺让人意外的。为啥？因为尹先炳是二野的，罗帅主要是在山东和四野，也就是后来的东野建立功勋，两人的军旅生涯交集并不多，更谈不上什么深厚的私交。 但罗荣桓当时是什么身份？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。他是管干部的，也是管人的。 罗帅听说尹先炳到处碰壁，连个落脚的单位都没有，非常生气。他把政治学院的领导叫了过来。当时政治学院也是顾虑重重，领导苦着脸说：“罗帅，这人犯的错太那个了，而且没了党籍，咱们学院是培养政工干部的地方，让他来，学员们怎么看？这影响不好控制啊。” 罗荣桓听完，把桌子一拍，说了那个著名的观点：“人犯了错，难道就不给他路走了吗？惩前毖后，还要治病救人嘛！把他一棍子打死，对党、对军队有什么好处？” 罗帅这番话，说得非常重，也充满了人情味。他接着指示：“他打仗是有功的，流过血的。生活上犯错，改了就是好同志。你们不要，我要！让他到政治学院来，安排工作！” 就这样，在罗荣桓的强力干预下，尹先炳接到了去解放军政治学院报到的通知，职务是院务部副部长。 这个职务，跟他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军长相比，确实是天壤之别，管管后勤、管管物资，是个闲差，也是个苦差。但是对于当时的尹先炳来说，这哪里是工作，这简直就是一根救命稻草，是组织上没有抛弃他的铁证。 尹先炳去报到的那天，心里是忐忑的。他怕别人看不起他，怕同事对他指指点点。但罗荣桓想得非常周到，他专门叮嘱学院的领导，要尊重尹先炳，工作上要支持，生活上要关心，不能让他背着包袱过日子。 这真的就是“再生父母”般的恩情。 在政治学院的日子里，尹先炳彻底变了个人。以前那种傲气、那种特殊的作派全没了。他变得沉默寡言，工作极其卖力。管院务，那是琐碎得不能再琐碎的事，什么桌椅板凳、吃喝拉撒，但他干得一丝不苟。他想用实际行动证明，罗帅没有看错人，他尹先炳还能站起来。 尹先炳后来一直在政治学院工作，虽然军衔是大校，但他赢回了尊严。他的家庭关系也慢慢修复了，妻子原谅了他，孩子们也有了安稳的生活环境。如果当年没有单位接收他，这一大家子人的命运，恐怕都要改写。 虽然到了1983年，就在组织准备重新起用他，让他出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前夕，尹先炳因为两位老战友的相继离世，悲伤过度，突发脑溢血去世，没能等到穿上新军装的那一天。但这并没有抹杀他后半生的努力。 他走的时候，是很安详的。虽然直到去世他也没能恢复当年的地位，但在他心里，那个“大校”的军衔或许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他作为一个“人”，被罗荣桓元帅完整地保存了下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