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羽败走麦城，马超为何按兵不动。 建安二十四年冬，关羽在襄樊战场遭遇重创，东吴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，致使其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。当关羽率数百残部从麦城突围，向益州方向撤退时，途经名义上由马超管辖的临沮之地，最终却在此处被潘璋部将马忠擒杀。后世常有疑问，为何马超坐拥“督临沮”的头衔，却未出手救援？这一问题的答案，藏在汉末乱世的官制规则、地理格局与蜀汉内部的权力平衡之中。 首先需厘清的是，马超“督临沮”的官职并非实际掌控的封地，而是东汉末年常见的“遥领”虚衔。据《三国志·马超传》记载，刘备平定益州后，册封马超为平西将军，都督临沮军事，但此时的临沮并不在蜀汉实际控制范围内。 汉末的临沮隶属于荆州南郡，大致位于今湖北远安县一带，这片区域长期处于曹魏与东吴的拉锯之中，蜀汉仅能掌控荆州南四郡及南郡部分地区，临沮的实际防务从未由马超接管。这种遥领制度在乱世中十分普遍，如同关羽被封襄阳太守时，襄阳仍在曹军控制下，仅是朝廷安抚将领的政治符号。 从时间与地理轨迹来看，马超在关羽败亡前后根本不在临沮区域活动。建安十九年马超归降刘备后，核心活动范围始终围绕益州与汉中。 他先是率军参与逼降刘璋，助力刘备夺取成都；建安二十二年又随张飞出征汉中，在沮水流域与曹军对峙；至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进位汉中王时，马超已升任左将军、假节，驻地集中在汉中与成都之间，与荆州临沮相隔千里。此时临沮即便名义上归属蜀汉，实际防务也由荆州主将关羽统筹，马超既无驻军权限，也无法对该区域事务进行干预。 刘备对马超的任用策略，决定了其根本没有救援关羽的实权。作为曾经割据西凉的诸侯，马超归降后虽获高位，却始终处于“重用其名、限制其实”的状态。刘备利用马超的威望震慑西凉羌人部落，稳固益州北部防线，但在兵权分配上极为谨慎。 马超的各类将军头衔多为荣誉性质，实际掌控的兵力远不及关羽、张飞等嫡系将领。建安二十三年彭羕事件更能印证这一点，彭羕曾劝说马超割据雍凉，马超得知后立刻告发，足见其身处政治敏感地带的谨慎，连自保都需小心翼翼，更遑论擅自调动军队跨越战区救援关羽。 蜀汉当时的战略部署与兵力分配，也让救援成为不可能。建安二十四年五月，刘备刚在汉中之战中击退曹操，全军亟需休整补充；七月关羽发动襄樊战役时，刘备并未抽调兵力支援，反而派孟达、刘封攻占上庸三郡，试图打通汉中与荆州的联络通道。 这种战略分散导致荆州军团孤立无援，而马超作为汉中防线的重要力量，需牵制曹魏西线兵力，根本无法分兵东援。与此同时，东吴吕蒙在偷袭荆州后，已迅速封锁夷陵要道，切断了荆州与益州的联系，即便马超有心救援，也需突破东吴层层防线，这在军事上几乎没有可行性。 蜀汉内部的信息传递失灵与将领间的微妙关系，进一步加剧了救援的滞后。关羽兵败的过程极为仓促，从襄樊前线溃败到麦城突围仅数月时间，而刘备远在汉中，诸葛亮在成都处理政务，对荆州局势的变化反应迟缓。 廖化突围向上庸刘封求援时，并未提及向临沮的马超求助，这一细节足以说明蜀汉各战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壁垒，马超很可能未能及时获知关羽的具体突围路线与危急处境。此外，关羽与马超此前存在的隔阂也不容忽视，关羽曾写信向诸葛亮询问马超才能高下，言语间颇具轻视之意，诸葛亮为安抚关羽刻意贬低马超，这一事件虽未引发直接冲突，却也让两人之间难以形成信任的军事协作关系。 从制度层面来看，马超缺乏擅自救援的权限。东汉末年将领出征需持有“节钺”等信物以获得临时指挥权，关羽作为“董督荆州事”的前将军，持有假节钺，可专断征伐；而马超虽为左将军、假节，却无“黄钺”加持，调动军队必须上报刘备批准。 在通讯手段原始的三国时期，这种制度性的流程延迟，足以让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时机。更关键的是，刘备在关羽败亡后仅诛杀刘封以泄愤，却未追究马超任何责任，这一态度也从侧面印证了马超在此次事件中本就处于决策链条之外，根本不具备救援的职责与条件。 马超的沉默，本质上是乱世降将的无奈选择。他家族二百余口被曹操诛杀殆尽，归蜀后常怀忧惧之心，临终前仅能托付从弟马岱以延续宗族血脉。在这种生存状态下，马超必须严格恪守君臣本分，任何越权举动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。 关羽败亡的悲剧，根源在于蜀汉战略部署的失误、荆州防御的漏洞以及内部协作的缺失，将责任归咎于未实际掌控临沮的马超，显然忽视了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。这场悲剧不仅让蜀汉丧失了荆州三郡与数万精锐，更成为其由盛转衰的转折点，而马超的按兵不动，不过是这场历史悲剧中一个被动的注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