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羽爱兵如子，樊城之战又没大败，为何2万将士都狠心离他而去？ 建安二十四年，关羽率荆州主力围攻樊城，前期水淹七军擒于禁、斩庞德，声势一度震动中原，许昌以南郡县纷纷归附。彼时跟随他的两万将士，多为荆州本土子弟，皆是历经沙场的精锐，且关羽向来以善待卒伍闻名，行军途中常与士兵同甘共苦，瘟疫流行时曾将私人军医分派各营，负伤时也坚持与士兵同食同住。 然而这场看似占优的战事尚未分出最终胜负，这两万将士却陆续离散，最终关羽突围时身边仅剩数百亲卫，如此反常的军心崩塌，背后是多重危机叠加的必然结果。 东吴的偷袭与后方沦陷，是军心瓦解的起点。关羽为全力围攻樊城，将荆州后方的兵力与粮草尽数调往前线，致使江陵、公安等核心城池防守空虚，这给了东吴可乘之机。吕蒙率水师白衣渡江，以奇袭之势迅速突破防线，直指江陵。 负责镇守江陵的糜芳与镇守公安的傅士仁，因此前筹备粮草不力遭关羽斥责，担心战后被追责，竟未做有效抵抗便献城投降，让东吴轻松掌控了荆州腹地。江陵作为关羽大军的后方基地，不仅是粮草囤积地，更是两万将士家属的聚居地，基地沦陷意味着将士们的家眷尽数落入东吴掌控，军心瞬间陷入恐慌。 吕蒙的攻心策略，彻底击碎了将士们的抵抗意志。占领江陵后，吕蒙并未采取屠戮震慑的手段，反而推行了一系列安抚措施：严明军纪，严禁士兵侵扰百姓，甚至因亲兵拿百姓斗笠遮盖铠甲一事，含泪将其处斩，由此形成路不拾遗的局面。 针对城中百姓与将士家属，吕蒙逐一慰问孤寡老人，为患病者送医送药，为缺衣少食者发放粮米衣物；尤为关键的是，他特意厚待被俘的将士家属，不仅保障其生活供给，还允许关羽派来的使者在城中自由行走，亲眼见证家属的安稳处境，并将家属手书带回前线。这些书信传到樊城前线后，将士们得知家人安然无恙且备受善待，对后方的牵挂瞬间压倒了战场的忠诚，作战意志开始动摇。 前线战局的僵持与救援无望，加剧了军心的溃散。关羽围攻樊城之初虽势如破竹，但随着徐晃率领的曹魏援军赶到，战局逐渐陷入胶着。徐晃麾下多为新兵，但凭借精妙的战术部署，成功突破关羽的包围圈，与樊城守军形成呼应。此时关羽的大军已连续作战数月，粮草补给因江陵沦陷彻底中断，士兵们只能以草根、野菜充饥，冬日来临却无足够棉衣御寒，伤兵因缺乏药品得不到有效救治，非战斗减员持续增加。 更为致命的是，关羽派廖化前往上庸求援，刘封与孟达却以“山郡初附，民心未定”为由拒绝出兵。事实上，刘封拒绝救援的深层原因，是此前关羽曾反对刘备立其为继承人，还建议将他调离中枢，旧怨叠加现实顾虑，让上庸的援兵成了泡影。救援无望的消息传开后，将士们意识到陷入前后夹击的绝境，绝望情绪迅速蔓延。 关羽的战略疏漏与内部矛盾，进一步瓦解了军队凝聚力。为支撑樊城前线的攻势，关羽此前强行征调荆州各地粮草，甚至挪用了地方储备的过冬物资，导致荆州本土民生凋敝，这让出身荆州的将士们早已心存不满。而关羽“骄于士大夫”的性格缺陷，使得他与荆州地方官员关系紧张，除了糜芳、傅士仁的投降，其他地方官员也多持观望态度，未对前线提供任何支援。 当东吴军队在荆州推行安抚政策，百姓安居乐业的消息传到前线后，将士们愈发怀念故土，对关羽坚持作战的决策产生质疑。此前关羽虽爱兵如子，但这种体恤多停留在战场同食同住的表层，并未顾及将士们对家乡与亲人的根本牵挂，更未意识到“民心比城池更难守”的道理。 东吴的舆论造势与招降举措，成为压垮军心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吕蒙在稳定荆州局势后，派细作潜入关羽军营散布谣言，称“荆州子弟家属尽在江陵，降吴即可阖家团聚，顽抗则累及亲人”。 同时，东吴公开对关羽麾下将士许以优待，承诺投降后可立即返乡与家人团聚，既往不咎。反观关羽，此时仍寄希望于夺回江陵，不仅严令禁止士兵逃亡，还以军法处置了数名逃兵，试图以高压稳住军心。但这种强硬手段适得其反，愈发让将士们觉得关羽为了战功不顾他们的家人安危，原本的忠诚彻底转化为抵触。 从时间线来看，关羽大军的离散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从江陵沦陷开始，历经家书传情、救援无望、粮草断绝、舆论攻心等多重打击，逐步走向瓦解。这两万将士的离去，并非背叛，而是乱世中生存本能与家庭牵挂的必然选择。他们追随关羽征战，初衷是为了守护家园与亲人，当后方家园落入东吴手中，家人的安危成了首要顾虑，而关羽已无法为他们提供任何庇护。 关羽的“爱兵如子”，终究停留在军事层面的体恤，未能触及将士们对家庭与故土的核心诉求，再加上战略部署的疏漏与外部攻心的精准打击，即便樊城之战未遭大败，军心崩塌与将士离散也已成定局。这场离散不仅断送了关羽的战局，更让蜀汉失去了荆州的根基，成为三国鼎立格局形成的关键转折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