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备率75万大军伐吴，为啥不捎上诸葛亮？毛主席分析两大原因。 公元221年四月，刘备在成都称帝，定国号为汉，史称蜀汉。三个月后，他以替关羽报仇、夺回荆州为旗号，亲率五万蜀军（演义75万为艺术夸张）东征伐吴，这场被后世称为夷陵之战的军事行动，最终以蜀汉惨败告终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蜀汉核心谋臣诸葛亮并未随军出征，而是留守成都。这一决策并非偶然，背后藏着刘备深层的战略考量与帝王心思，毛主席曾精准分析出两大核心原因，揭开了这一历史谜团。 首要原因是战略认知的根本分歧，这直接决定了刘备不愿让诸葛亮随军。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早已定下“联吴抗曹”的核心战略，始终主张蜀汉的主要敌人是北方的曹操，而非东吴。在他看来，荆州失守虽损兵折将，但此时蜀汉刚立国，根基未稳，贸然伐吴会破坏联盟，让曹魏坐收渔利。关羽败走麦城后，诸葛亮曾多次谏言，强调“国贼乃曹操，非孙权也，若先灭魏，吴自宾服”，建议刘备优先北伐而非东征。 但此时的刘备已被复仇情绪与现实利益裹挟，完全背离了这一战略。关羽被杀、荆州丢失，不仅让他损失了手足兄弟，更让蜀汉“跨有荆益”的战略支点崩塌，半生基业大幅缩水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张飞在率军驰援途中被部将刺杀，首级还被送往东吴，双重仇恨让刘备坚定了伐吴的决心。 朝堂之上，蜀汉群臣分裂为两派，赵云、秦宓等重臣支持诸葛亮的联吴主张，黄权、张南则拥护伐吴，刘备最终选择站在伐吴派一边。此时的诸葛亮若随军，必然会持续谏阻，干扰伐吴决策的推行，这是刘备无法接受的，因此留守成为必然选择。 第二个关键原因是后方镇守的现实需求，这一点被毛主席重点提及，即刘备需要诸葛亮稳固益州根基，为伐吴提供后勤保障与政权支撑。益州是蜀汉的立国之本，但此时的益州并非铁板一块，内部潜藏诸多不稳定因素。 三年前，蜀郡太守彭羕因诽谤朝廷被诛杀；公元220年，汉嘉太守黄元趁刘备病重起兵反叛，虽被诸葛亮迅速平定，但也暴露了益州本土势力的离心倾向。此外，蜀汉立国不久，民生凋敝，急需休养生息，粮草筹措、赋税征收、民心安抚等事务都需要得力大臣统筹。 在刘备心中，诸葛亮是镇守后方的不二人选。早年刘备入蜀时，诸葛亮曾镇守荆州，稳固后方；汉中之战时，诸葛亮又以“足兵足食”的后勤保障能力，为前线胜利奠定基础。此次伐吴，刘备带走了蜀汉大部分精锐兵力与核心将领，包括镇北将军黄权、前部督张南等，益州的防御与治理压力陡增。 若不带诸葛亮留守，一旦后方生乱，前线大军将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。毛主席曾点评，刘备此举与刘邦留萧何镇守关中、刘秀让冯异守孟津如出一辙，都是借助心腹重臣稳固根本，为前线作战提供保障。 除了这两大核心原因，刘备的帝王制衡心思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诸葛亮的才能与威望在蜀汉内部无人能及，早年随刘备南征北战，积累了深厚的人脉与军政影响力。汉中之战时，诸葛亮“足兵足食”的表现让刘备既依赖又忌惮，若此次让他随军总督军政，等于将前线兵权大半交付其手，不利于权力平衡。 反观刘备此次伐吴的军事部署，弃水军主力于江州，亲率陆军沿长江南岸推进，这种“陆主水从”的布局，也暗含着对兵权分散的考量，避免单一将领掌控过多兵力。 夷陵之战的惨败，恰恰印证了刘备不携诸葛亮的决策缺陷，也佐证了毛主席的分析。公元222年六月，陆逊以火攻之计突袭蜀军连营，蜀军大败，冯习、张南等将领战死，黄权因退路被断被迫降魏，蜀汉精锐损失殆尽。此时的蜀汉前线，因缺乏诸葛亮这样的谋臣统筹调度，既无法及时调整作战部署，也难以应对突发战局。后方虽因诸葛亮镇守未生大乱，但前线的惨败已让蜀汉国力大损。 毛主席在研读《三国志》时曾批注，刘备之败，根源在于“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”的战略失误，而这一失误的背后，正是背离“联吴抗曹”战略的必然结果。若诸葛亮随军，即便无法彻底扭转刘备的伐吴决心，也大概率能避免“连营七百里”的致命部署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诸葛亮的留守也为蜀汉保留了一线生机，正是他在后方稳固政权、筹措物资，才让蜀汉在惨败后得以喘息。 公元223年春，刘备在白帝城病重，临终前将蜀汉政权与刘禅托付给诸葛亮，完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。此时的刘备或许已然明白，自己当初的战略抉择存在致命缺陷，而诸葛亮的“联吴抗曹”才是蜀汉存续的唯一出路。这场未让诸葛亮随军的伐吴之战，是刘备个人情绪与战略认知冲突的产物，也成为蜀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，更以历史教训的形式，印证了毛主席对三国战略格局的精准判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