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0年，18岁的袁竹林受尽日军欺辱，当日军发现她怀孕后，竟让她脱下衣服，躺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并在她肚子上放一张木板凳，接着，进来一个200多斤的胖子，冷笑一声，坐了上去。 那双曾在油灯下纳过千层底的手，此刻正死死攥着衣角。袁竹林记得母亲教她把棉线在舌尖抿湿，再穿过针眼时的专注——那时她12岁，手指被针扎出的血珠滴在蓝布鞋底，母亲说：“线要勒紧，日子才稳当。” 17岁嫁给邻村木匠时，她把攒了三年的碎花布叠得整整齐齐，想着给未来的孩子做件带兜兜的小褂子。丈夫会在收工后帮她捶背，说等攒够钱就盖间带院子的瓦房。女儿出生那天，他用刨花给孩子编了个小摇篮，摇起来“吱呀”响，像极了母亲纺车的声音。 1938年武汉陷落后，丈夫说去给游击队送木料，从此再没回来。抱着襁褓中的女儿躲防空洞时，袁竹林总把那块碎花布揣在怀里，布料被汗水浸得发潮，却舍不得丢——那是她对“稳当日子”最后的念想。 “旅馆招服务员，管吃住，还能捎钱给家里。”张秀英的声音裹着劣质香粉味飘过来时，袁竹林正嚼着半块干硬的窝头。她盯着对方描红的指甲，想起女儿哭着要奶水的样子，点头的瞬间，没看见墙角日军岗哨的刺刀在阳光下反光。 高墙铁网围住的院子里，“麻沙姑”的木牌挂上门楣那天，她才明白“服务员”是什么意思。第一个士兵扯她头发时，她挣扎着喊“我有女儿”，换来的是枪托砸在后背上的闷响。后来她学乖了，疼到发抖也咬住嘴唇——只要活着，总能再见到女儿。 每天清晨，士兵的军靴声从走廊尽头传来，像钝刀子割肉。她数着房梁上的裂纹打发时间，一条、两条……直到下身的血浸透粗布裤子，才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孩子是谁的？她不敢想，只知道绝不能让他生在这人间地狱。 雪下得最大那天，她趁看守换岗冲进院子，背对着墙狠狠撞向腹部。雪沫子灌进领口，冻得牙齿打颤，肚子却没动静。她抓起地上的雪块往嘴里塞，冰冷的雪水顺着喉咙流进胃里，像吞了一把碎玻璃。 “想弄死皇军的种？”日军小队长的皮靴踩碎了她的计划。暗室的水泥地比雪地还冷，她被按住四肢时，看见那个200多斤的士兵喘着粗气走进来，木板凳压在肚子上的瞬间，她听见自己骨头错位的轻响。 昏过去前，她好像又闻到了母亲身上的皂角味。再醒来时，血染红了身下的稻草，孩子没了，医生说“这辈子都怀不上了”。她没哭，只是觉得那块碎花布突然变得好轻，轻得像一片飘走的云。 老王把棉衣塞进马车夹层时，她正发着高烧说胡话。“游击队在山那边。”这个总低着头的中国看守，往她手里塞了半个热窝头，“活下去，把这些说出去。”她攥着窝头，像攥着救命稻草——原来这地狱里，也有人记得“人”该是什么样子。 抗日游击队的土坯房里，她给伤员缝绷带，手指穿过布料的瞬间，突然想起母亲教她的针法。后来她站在军事法庭上，指着战犯说“他们在我肚子上放板凳”，声音不大，却让整个法庭鸦雀无声。 2006年清明，84岁的袁竹林躺在病床上，手里捏着块褪色的碎花布。护士说她总在梦里喊“囡囡”，可她没有囡囡了，也没有能穿碎花小褂的孩子了。窗外的雨下得淅淅沥沥，像极了当年慰安所走廊里，士兵永远走不完的军靴声。 她到死都没等到一句道歉。但那些被她用生命记下的裂纹、雪块和木板凳，终究成了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钉子——提醒着后来人，有些“稳当日子”，是用多少血泪换来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