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学研究需回归群众路线，否则不仅仅是法学教授、学者被群众群嘲的小问题，更可能是制定的成文法与中国社会水土不服的大问题。“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”，是做社会调研工作的基本方法。毛主席通过32天实地调研，得出农民运动“好得很”的结论，写出了与中国社会和革命实践高度契合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其之所以成功，核心要素就是扎根实践、倾听群众心声。而当前部分法学教授、学者明显存在脱离中国实际的倾向。她们有的盲目推崇西方废除死刑、轻罪化理论，忽视人民对公平正义与安全稳定的现实需求；有的甚至发表“劳荣枝应该慎杀”“吸毒人员值得同情”等违背中国社会文化取向的荒谬言论。一些法学教学、研究者丧失立足国情研究的基本立场，陷入对西方法学的盲信。除了调查研究的方法，在对待群众意见的态度上也存在大问题。1941年，陕甘宁边区农民因征粮过重抱怨“雷公劈毛泽东”，毛主席不但未追责，反而推动大生产与精兵简政减轻负担。毛主席都可以放下身段倾听群众的声音，而那些法学教授、学者只因为群众提出一些不同意见，就给群众扣上“不懂”“网暴”“民粹”“愚昧落后”的帽子，好像自己的身段比群众高很多一样。没有调查，就没有发言权。法律界必须深入基层了解中国社会真实需求，而不能满足于虚假的“法律界共识”，满足于小圈子的互相吹捧。因为法律不是解决法律界的问题的，是解决中国社会的大问题的，张嘴闭嘴“圈子”，对法律研究的定位就已经大错特错了。中国法学研究不能简单移植西方理论，死刑存废、刑罚轻重，必须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群众正义期待，才能形成扎根中国大地的法学研究成果，法学教授、专业也才有可能获得群众的认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