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中国成立后，解放军在哀牢山深山里发现4万几乎全裸的男男女女，调查后才发现，他们竟是靠着吃野果和捕猎为生的苦聪人。 这群苦聪人的生活状态，几乎停留在远古时期。云南诗人哥布曾在作品中称他们是“遗落在原始森林中的孩子”，这话毫不夸张。70岁的苦聪人白树林回忆儿时满是酸楚：天天饿肚子，运气好逮只小松鼠烤成肉干就能顶一天；女人生孩子，只能把芭蕉叶烤软裹住婴儿保暖。 他们住的棚子矮到只能爬进去，铺层干草当床，刮风下雨根本挡不住。打猎工具只剩石刀、石矛和简单陷阱，连件铁器都没有；种地更是一窍不通，顶多烧块空地撒点种子，收成全看天意，不够吃就往更深的山里逃。 苦聪人躲进深山过原始生活，全是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逼的。尤其是国民党反动派，直接将他们视作野人，官府动辄进山抓捕，士兵甚至开枪扫射，久而久之，苦聪人连下山定居的胆子都没了。 苦聪猎手阿发罢曾跟工作队哭诉：以前想拿山珍野果下山换盐巴、火柴，都得把东西放路边，人躲远处等候。碰到好心人能换点盐，遇上国民党的人，对方就喊着“捉野人”追杀，他们只能丢东西往山里逃。也正因如此，苦聪人对山外世界充满戒备，即便看到解放军，第一反应也是躲起来。 接触这群极度警惕的苦聪人难度极大，工作队起初直接进山寻找，屡屡碰壁。后来队员们转念，从附近傣族、瑶族村寨找线索，总算找到了突破口——瑶族姑娘邓三妹。她的姐姐当年受不了头人欺辱，逃上山嫁给了苦聪人，所以她知道苦聪人藏身之处。 一开始邓三妹怕工作队伤害苦聪人，坚决不肯说实话，直到跟工作队相处半个多月，见他们待人真诚无恶意，才放下戒备主动带路上山。有了邓三妹当翻译和中间人，工作队才算真正敲开苦聪人与外界沟通的大门。 为取得苦聪人信任，工作队花了不少心思：白天跟着他们进山采摘、打猎，晚上围在火塘边讲山外新鲜事，普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；知道他们最缺盐，就特意从山外带盐巴进山；见他们身上有伤口，就用药品处理，甚至细心挑出伤口里的虫子。 要知道，苦聪人平时没盐吃，只能靠盐水藤煮水解馋，这点苦咸味都当宝贝。工作队带来的盐巴和药品，成了最实在的“诚意证明”。日子久了，不光普通苦聪人，连起初态度强硬、充满敌意的阿发罢，也慢慢放下戒备，对队员们露出了笑脸。 1956年8月，军地联合工作组带着盐巴、药品和农具进山，苦聪人“出老林见阳光”的愿望终于有了实现可能。但从狩猎生活过渡到农耕生活，适应过程异常艰难。金平县县志记载，上世纪50年代至1963年，当地有3739名苦聪人搬出山林，可很多人因不习惯山下气候、不懂耕种，没多久就逃回深山。 即便困难重重，工作队始终没放弃。队员们耐心陪着苦聪人适应新生活：教他们开水田、种稻谷，用锄头耕地，讲解24节气的耕种知识；送耕牛、农具和布衣，让他们告别兽皮，吃上大米。起初苦聪人因不懂耕种常饿肚子，但见工作队真心实意帮忙、毫无不耐烦，也渐渐安下心来认真学。 1959年，几位苦聪人头人受邀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，刚接触现代文明还闹了不少笑话：见自动电梯以为是吃人的铁笼子，见玻璃罐里的糖果竟拿石头去砸。这些小插曲，也道出他们融入现代社会的不易。 日子渐长，苦聪人的生活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1985年，苦聪人正式被识别为拉祜族支系，有了明确的民族归属。政府也全力帮他们改善生活，投入资金建新房、盖学校，完善吃、住、学、行、医等基础设施。 1990年，政府统一发放石棉瓦等建材，帮他们搬出深山定居；2000年重新规划选址，将寨子迁到更平坦的地方；2009年，为解决交通和耕地问题，寨子再次搬迁到出行便利处，每家分到4亩地，新寨子取名“安福村”，寓意安定幸福。 如今的安福村早已不复当年破败模样，家家户户住上砖混房、钢筋水泥房，不少人家还买了小汽车。 从原始狩猎游居到如今安居乐业，苦聪人用几十年走完了别人上千年的发展路。这一切改变，离不开党中央的关怀、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的坚守，更离不开国家民族政策的光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