令日本政府头疼的中国女人，国内对她的宣传却很少，如今73岁了。 这个女人叫王选，浙江义乌人，她这辈子没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却凭着一支录音笔、一沓沓档案，在日本打了25年官司，把日本政府逼得无处可躲。 73岁的她最近总在义乌老家的旧书桌前待到深夜，台灯把影子投在墙上，像株倔强的老竹。 指尖划过泛黄的病历本时会微微颤抖——那是1996年在江西东乡县录下的，82岁的周奶奶撩起裤管，溃烂的伤口里还嵌着半个世纪前的弹片锈迹，"烂到骨头缝里，夜里能听见肉在叫"。 她总想起12岁蹲在村口老槐树下的那个下午，祖母攥着她的手，指甲掐进掌心："1942年的夏天，你祖父咳着黑血倒在晒谷场，三天后，你叔父就跟着漂在河里了——那河水，红得像掺了胭脂。" 1995年樱花飘落时，她把东京公寓里的翻译词典锁进柜子，转身买了张去浙江衢州的火车票。 录音笔是在秋叶原淘的二手货，电池换了三十多块，录下的3000多个声音里，有老人临终前的呜咽，有孩童模仿祖辈咳嗽的童声，还有自己躲在田埂上压抑的抽泣。 在日本厚生省的档案库，她见过最刺眼的阳光——工作人员故意拉开西晒的窗帘，让光线直射档案柜，她就蹲在地上用硬纸板挡着，手指被纸张割出的血珠滴在"浙赣地区防疫作战"字样上，晕开一小团深色。 1998年第一次开庭，东京地方法院的冷气让她起了鸡皮疙瘩。 日本律师把档案摔在她面前："个人无权起诉国家。"她没看对方，只是按下录音笔播放键——周奶奶的声音突然在肃穆的法庭里响起："我只想让他们知道，我疼过。" 这场官司打了十年，三次驳回的判决书堆起来有字典厚。 家门口被泼红漆的那个清晨，她把恐吓信塞进灶膛，火苗舔舐着"去死"的字样时，她突然想起祖母说的"河水红得像胭脂"。 2002年的冬天比往年暖些，法官念出"日军曾在浙赣地区实施细菌战"时，旁听席上87岁的陈老汉突然站起，颤巍巍褪下裤腿——那里的伤疤像盘虬的老树根，"我等这句话，等了六十年"。 25年的坚持，真的只是为了一句"承认"吗？ 她在日记里写："赔偿清单早弄丢了，我只是怕——怕那些烂在骨头里的疼，有一天会被说成'记错了'；怕晒谷场上的黑血，会被改成'中暑晕倒'；怕河里漂着的蓝布衫，会变成'洗衣裳时不小心冲走的'。" 如今她整理的证词堆满了三个书柜，最底层那箱贴着"待整理"标签，里面有2023年新找到的日军士兵日记复印件，某页边角写着："投放后第三日，村庄已无炊烟。" 有人说"鸡蛋碰石头，不值当"，她却在庭审记录上批注："石头再硬，也挡不住水滴的坚持。" 日本教科书里"进出中国"的表述仍在沿用，靖国神社的香火也没断过，但义乌细菌战纪念馆的参观人数，去年比十年前多了两倍。 180名原告里，已有67人没能等到判决，但他们的名字被刻在纪念馆的墙上，每个名字旁边都粘着一小片家乡的泥土。 此刻她把新发现的士兵日记复印件放进牛皮纸袋，袋口露出半张泛黄的老照片——那是1995年她在村里拍下的第一棵被病菌毁掉的梨树，如今新枝已经窜过墙头，在月光里摇出细碎的影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