敢不敢说出来？～遵义会议上，到底是哪三位投了毛主席的票？当然除了王稼祥最后投的这一票! 冬天的遵义，雨丝细细，老城有点阴冷。 子尹街那幢大宅门口，毛主席写的“遵义会议会址”六个字硬邦邦挂着。他说过一句话，常被人和这里放在一起：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，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算起。 时间翻回1934年。 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久攻不利，湘江一仗伤亡惨重，红军一路西移，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越来越难接上，远方那根“拐杖”一时间指不上来，中国这边只好自己拿主意。 12月15日，中央红军占领黎平。 18日，政治局在黎平开会，周恩来主持，博古、李德、毛泽东等参加。原定是北上湘西同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。毛泽东主张西进贵州，避实就虚。争论之后，多数人支持毛泽东，形成《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》，放弃会师，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。 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移动，急调重兵封锁，指望凭乌江天险拦住这支队伍。 外面越逼紧，队伍里话越乱。黎平会议刚过，李德、博古就把决议搁在一边，又鼓吹北上黔东、再入湘西，一路同其他领导人争得面红耳赤，还说“到了乌江南岸就该拐弯”。 周恩来后来回忆，从黎平往西北，经黄平到乌江，再到遵义，争论几乎没停过。 1934年年底，中央红军到了乌江边。 毛泽东提出强渡乌江，直取遵义，在黔北扎根。李德被湘江惨烈压着，认定“血浴湘江”会在乌江重演。 12月31日，中共中央在贵州猴场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，一直开到1935年1月1日凌晨。 李德、博古坚决反对强渡，又拿不出新方案，最后大家还是同意采纳毛泽东意见：强渡乌江、直取遵义，并约定军委以后定重大作战部署，必须由二十人的政治局会议讨论，“最高三人团”的权力就此被掰开了一道口子。 1935年1月6日，中央红军突破乌江；7日占领遵义。乌江成了背后屏障，各路追兵一时赶不过来，红军多年头一次在相对安全的城市里站住脚，也到了该算总账的时候。 会前几天，博古找到周恩来，说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、彭德怀、林彪等人意见不小，大家都希望开会，检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的作战。 周恩来早有这个打算，提出准备两份报告，一份总结过去，一份研究今后方向，博古同意。 毛泽东同张闻天商量，得有人把“三人团”的军事错误讲透，他请张闻天写一个“反报告”，只谈军事；同时主张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把各军团主要负责人都叫来，让在前线挨过打的人也能说话。 1935年1月15日晚，中共中央在遵义柏辉章旧宅二楼客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。 政治局委员、候补委员、红军各军团主官，加上中央秘书长、共产国际顾问，共二十人参会。 照规矩，先由“一把手”作总结。 博古把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和长征以来的作战一口气讲完，仍把失败主要归在“敌人太强”。周恩来作副报告，不肯把账全算到“敌强我弱”上，承认具体指挥里有重大失误，点出“最高三人团”的问题，也把自己的责任揽进来。 第一天会议开到深夜，张闻天这一番，已经把第一张重头票投到了毛泽东这一边。 第二天，毛泽东先发言。 他指出博古的总结没有抓住要害，是在替“三人团”辩解，把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问题概括成三段：进攻时冒险，防御时保守，退却时逃跑；又点名李德只认地图，不看山高水急，也不管战士要走路、吃饭、睡觉，是典型“纸上谈兵”。 负责共青团工作的何克全站出来替李德说话，讥讽毛泽东的战术是从兵书里抄来的。 毛泽东当场回击，说这种讲法既不实在，也露了外行。 这时第一位“投票的人”站了出来。聂荣臻接过话头，说李德连一个哨放哪、一门迫击炮架哪都要亲自干预，这种脱离实际的指挥，在前线看来就是瞎折腾。 这番话，把不少军团指挥员心里的不满说了出来，也等于在毛泽东这一边画了一道重重的勾。 总司令朱德紧跟着发言：“有什么本钱，就打什么仗，没有本钱，打什么洋仗。”这一句，把教条主义的毛病点穿，对毛泽东那套算本钱、看地形、讲机动的打法，是一次当众支持。 他又补了一句，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，部队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。 这就把第二张关键的票，压到了毛泽东那一边。 担架上的王稼祥也支起身子，说赞同毛泽东的分析，同意朱德的判断，认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主要是军事战略出了大错，客观困难不是主因。 最后那句“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，‘三人团’得重新考虑”，在会场里像一声闷雷。多年以后，毛主席回忆遵义会议，说王稼祥投了那一票关键的一票。 三个人，一个写“反报告”的张闻天，一个说“没本钱不打洋仗”的朱德，再加上躺着也要讲话的王稼祥，把会议的天平压向了毛泽东。 1935年1月17日深夜，遵义会议闭幕。 毛泽东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张闻天负责起草会议决议，“最高三人团”被正式取消，改由朱德、周恩来担任最高军事首长，周恩来作为党内对军事指挥作最后决心的负责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