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开国大典前，刘拴虎在天安门广场转悠的第5天，突然发现一个烟头，而就是这么一个小细节，导致3000多名国民党特务落网，让开国大典顺利进行! 可谁能想到，这截被无数人可能忽略的烟头背后，藏着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暗战？ 九月二十四日的前门大街，晨雾还没散，一个挑着菜筐的“农民”站在亚洲饭店门口，草帽压得很低，筐里的青菜沾着露水，看着再寻常不过。 值勤战士接过他递来的采购登记，姓名、菜名、数量都对得上，正要挥手放行，对方抬手擦汗的瞬间，战士的目光顿住了——那双手，手腕到胳膊肘白胖细腻，连点老茧都没有，哪像常年握锄头的庄稼人？ “老乡，这菜是从哪片地摘的？”战士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锐利。 对方眼神闪了一下，嘴里念叨着“村东头那片坡地”，可问到地边有没有老槐树、水渠朝哪个方向流时，声音越来越小，脚在地上蹭来蹭去，眼睛却瞟着饭店后门。 就是这几眼，暴露了破绽。战士猛地抓住他摸向腰间水壶的手，壶盖拧开的瞬间，一股刺鼻的化学品气味混着菜香飘出来——壶底夹层里，藏着一枚正在倒计时的定时炸弹。 这个叫吴瑞金的特务，原以为能借着送菜混进警戒区，却栽在了一双“不像农民”的手上。而此时的刘拴虎，还在天安门广场的灰土中，盯着另一处不寻常的痕迹。 那是开国大典前的傍晚，广场地面刚铺了新土，一脚踩下去就是个浅坑。刘拴虎沿着城楼根转悠，任务是“揪出所有不对劲的人和事”，直到他看见砖缝里那截烟蒂。 烟嘴切得整整齐齐，烟丝烧得只剩个空壳，“飞马”牌的字样在暮色里依然清晰——这种烟，那会儿可不是谁都能抽得起的，得是“有门路”的人。 更奇怪的是旁边那串皮鞋印：鞋跟边缘有磨损，却在靠近城楼基座的地方停了停，又折向一堆没清理的乱石，像在丈量什么，又像在躲避什么。 刘拴虎蹲下身，手指扒开石缝，一张被压得变了形的纸片露出来，上面三个数字写得又深又急，像是怕来不及记下。他把烟蒂和纸片捏在手里，指腹被烟丝的余温烫了一下——这温度，说不定人刚走没多久？ 回到局里，情报科的同志对着数字比对卷宗，空气一点点凝固：这组数字，正是国民党“北平潜伏小组”的紧急联络代号，对应的地点，是东城一家叫“福顺居”的茶馆。 刘拴虎换了身灰布褂子，装作茶客混了进去。前厅里茶客稀稀拉拉，可后院那扇挂着“闲人免进”木牌的小门，却总有人低着头进出，进去时手里空着，出来时袖口鼓鼓囊囊，连茶都不喝一口就走。 三天后的凌晨，当公安人员踹开后院房门时，火盆里的纸灰正往上飘，桌上的电台还在滋滋响，碎纸片上拼出的“广场”“城楼”“炸药”几个字，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人眼疼。 被按在墙上的特务里，有个穿中山装的男人死死盯着刘拴虎，突然红了眼——就是他，几天前在广场上，曾和自己撞了个满怀，当时只当是个普通路人，现在才明白，那双盯着地面的眼睛，早就盯上了自己扔在地上的“飞马”烟头。 匕首是突然亮出来的，在广场东边的阴影里，对方一句话没说，刀光直刺刘拴虎心口。可他忘了，刘拴虎在部队里练过擒拿，侧身、抓腕、拧臂，动作快得像阵风，只听“哐当”一声，匕首掉在砖地上，人已经被膝盖顶住后背，脸贴在土里还在骂骂咧咧。 这个叫王以才的特务组长，到最后都没想通：自己明明算好了时间，画线路图时还特意挑了人少的傍晚，怎么就栽在了一截烟头和一双“闲得没事”的眼睛上？ 从吴瑞金的定时炸弹，到王以才的线路图，再到后来从全市茶楼、旅店、戏园子里揪出的3000多个潜伏者——开国大典前的北平城，每一条胡同、每一盏路灯下，都藏着像刘拴虎这样的眼睛，盯着烟头、皮鞋印、可疑的手，还有那些“说漏嘴”的话。 十月一日那天，天安门广场上红旗如海，礼炮声响彻云霄。刘拴虎站在人群外围，手不自觉地摸了摸口袋——那里好像还留着“飞马”烟蒂的余温，只是这一次，烫人的不再是危险，而是安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