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2年6月16日，西安某医院给一位四十多岁男人做遗体解剖。医生发现他全身上下

1982年6月16日，西安某医院给一位四十多岁男人做遗体解剖。医生发现他全身上下都是肿瘤，肝肺骨头里都有，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。现场好几个护士都哭了。 1982年6月的西安，初夏的热气刚起，某医院的一间病理室内空气却凝固到了冰点。外科医生解剖一具47岁男性遗体时，手术刀下的触感令他们胆战心惊。本应坚实护体的胸骨，竟似风化朽木般酥脆，只需手指轻轻一触，便碎裂开去。更违背医学常识的是，遗体胸腔内藏着一颗比心脏体积还要硕大的恶性肿瘤，癌细胞早已渗透进了肝脏、肺叶乃至骨髓深处。 从医学角度看，这副躯体的主人至少在两年前就该倒在病床上痛苦呻吟，丧失行动能力。但在场的人却清楚地知道，直到去世前的三个月，这个叫罗健夫的男人还趴在航天工业部771所的案头，紧握着笔在图纸上游走。医生们看到的，是一具被癌细胞彻底吞噬的躯壳；而此时守在解剖室外的护士们眼泪决堤，因为她们刚刚见证了一个名为“意志”的奇迹是如何惨烈地熄灭的。 将时间回溯至1969年，彼时，那种近乎自虐般的坚韧已然埋下了伏笔。时光流转，这份坚韧的种子，在岁月中悄然生长。彼时，国家矢志突破西方在芯片制造技术上的严密桎梏，对“图形发生器”的研制需求刻不容缓。 作为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光刻机核心装备，它肩负着突破封锁的关键使命。这一重任落在罗健夫肩上时，近乎一个死局：国外资料全无，国内没有任何参照物。更要命的是，罗健夫原本的专业是核物理，这与项目所需的电子线路、精密机械、应用光学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 面对“不可能”，罗健夫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疯狂运转的“学习机器”。为了能读懂仅有的一点外文碎片线索，他生生在工作间隙又啃下了一门第二外语。那几年，西安的公交车上常能看到一个魔怔的中年人，捧着书读到坐过站，下车后低头边看边等返程车，结果又因为入迷再次错过了几趟。 在他的生活里，吃饭只是为了给生物钟充饥，冷馒头就着开水下肚是常态；睡觉也成了多余，困极了就往实验室地板的塑料板上一蜷，每天只给身体留出四五个小时的修复时间。哪怕是1976年大地颤抖的地震时刻，当旁人都在寻找避难所时，他却像颗钉子一样楔在仪器旁寸步未离。 就是凭着这股用命换时间的狠劲，1972年，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在他手中诞生，填补了国内空白；仅仅三年后，性能大幅跃升的Ⅱ型设备也宣告问世。然而，正当他在1978年向着Ⅲ型设备冲刺时，那个在他胸腔里野蛮生长的“幽灵”开始露出了獠牙。 最初的警报是1981年传来的剧烈胸痛，为了不让身体拖累项目进度，他既没有去医院，也向所有人隐瞒了病情，只是偷偷买来伤湿止痛膏贴在胸口硬扛。这种无声的抵抗持续了一年多，直到1982年2月，他在调试设备的现场突然栽倒。被强行送往医院后，诊断结果如同一记重锤，令所有人陷入绝望之境：竟是低分化恶性淋巴瘤晚期。医生推断，那个致命的病灶在两年前就已经在吞噬他的生机。 即便是被禁锢在病房的最后日子里，他依然在试图欺骗死神。因为担心注射镇痛剂会麻痹大脑，影响思考图纸数据，在那些疼痛如潮水般袭来的时刻，他就蜷缩在床上，用一只牙刷的柄端死死顶住胸口，以此来对抗骨髓里传来的剧痛。只要同事来探视，他脸上那层痛苦的阴霾就会瞬间散去，兴致勃勃地拉着对方讨论好几个小时的技术难题，仿佛那个插满管子的人不是他。 在771所同事的记忆里，罗健夫这个人“傻”得纯粹。论功劳，他是项目的灵魂人物，可在申报科技成果奖时，他把自己的名字划掉，或者执意填在名单的最末尾；论及利益，那笔于当时而言堪称巨额财富的3000元奖金，他视若浮云，分文未取，毅然决然地全部上交，其高风亮节令人钦佩。甚至当组织想提拔他做室主任时，他更是连连摆手，理由简单到让人无法反驳：“我不当官，能有更多精力搞科研。” 他生前留下的全部家当，除了那一摞摞没有画完的图纸和满屋子的书籍，就剩下那个自制的纸糊灯罩，和一件补了又补的旧军装。他唯独给自己安排的最后“特权”，是在生命终点前立下的一份遗嘱：把遗体捐给国家解剖，希望能为攻克这该死的绝症提供一点医学标本。 在那次让医生震颤的解剖结束后，罗健夫的名字不仅刻在了771所的“健夫园”里，也融入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地基之中。从1983年国务院追授的“全国劳动模范”，到后来的“感动中国人物”与“最美奋斗者”，这些荣誉没能换回他47岁的生命，却印证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一种纯粹而滚烫的活法——不为声名，只为家国，如同一颗燃尽灰烬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温度的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