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案回顾：嗜杀的“东北二王”为何会在小山村被击毙？ 先说说这哥俩是啥人。哥哥王宗方，个头不高，一米七左右，看着不像是个狠角色，原来是沈阳市大东区辽沈卫生院的药剂员。但这人手脚不干净，1979年因为扒窃蹲了3年大牢，1982年才放出来。弟弟王宗玮就不一样了，一米八五的大高个，当过兵，熟悉武器，原来是沈阳七二四厂的材料员。 这俩人凑一块，那真是坏到骨子里了。王宗玮利用在部队的关系和哥哥对医院的熟悉，愣是从监狱和部队偷出了枪支和子弹。1983年2月12日，那是大年三十啊，家家户户都在包饺子，这哥俩在沈阳连杀4人，那是他们疯狂逃亡路的开始。 为啥这俩人能跑那么久？足足7个月，横跨了大半个中国。 咱们得承认，当时的客观条件确实给了他们可乘之机。2月25日，他们在湖南衡阳的火车上打伤乘警跳车，随后在衡阳市区又是一通乱杀，打死1人伤了4人，然后在警方设卡前溜了。 到了3月，这俩人窜到了武汉。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武汉岱山检查站。哥哥王宗方都被扣住了，谁能想到躲在暗处的弟弟王宗玮突然杀出来，拿着枪就是一通扫射，当场打死4人，里面有3个是咱们的民警，还抢走了一把枪。 这事儿发生后，武汉警方那是全城搜捕，结果还是让他们混在人群里骑着自行车跑了。老百姓当时气坏了，甚至有人骂说“公安局不如改名叫粮食局算了”。 公安部急了，直接发了第13号通缉令，悬赏2000元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俩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 为啥抓不住？除了刚才说的设备落后，还有一个原因：这俩人太狡猾。他们不住店，不坐车，专门钻山沟，沿着铁路线走。专案组为了抓他们，特意买了一台传真机，就是为了能快点把照片传遍全国。这在现在听起来简直像笑话，但在当时，那就是最高科技了。 直到8月29日，沉寂了几个月的“二王”在江苏江阴市露头，抢了百货公司2万多块钱。这下行踪暴露了，警方锁定了这俩货肯定往南跑。 最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，其实是老百姓的眼睛。 9月13日，江西广昌县。民政局的一个干部叫刘建平，这哥们儿立了大功。他在单位门口看见俩人，形迹特别可疑。一个高个子骑着自行车，戴着大墨镜和破草帽，还刻意压低帽檐。过一会儿又出来一个，俩人明明是一伙的，却装作不认识。 刘建平这人警惕性极高，立马报告了派出所。等警察追上去，这俩人原形毕露，开枪就跑，连自行车和包都不要了。包里一查，果然有枪，还有那把在武汉抢走的警枪！这下确凿了，“二王”就在广昌！ 为什么要强调广昌这个小山村？ 城市里查得严，到处是通缉令，他们根本没法落脚，只能往山里钻。而且他们身上没吃的，这才是最要命的。他们之所以会暴露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出来找吃的，要抢钱。 江西省公安厅接令，必须把这俩祸害摁死在广昌。几万人的包围圈，搜山搜了4天没动静。大家都纳闷，难道飞了？ 其实没飞，就躲在南坑山那片林子里。打破僵局的是曾家村的一个姑娘，叫曾水秀。9月18日凌晨，她家杀猪请客，她看见门口有陌生人经过，立马告诉了她爹。这父女俩冒雨跑去报告，这才锁定了具体位置。 最后的围捕，那是真刀真枪的硬仗，咱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 18日傍晚，山里视线不好。武警战士黄力生感觉踩到了啥，战友甘向清喊了一嗓子“有人”。话音未落，草丛里的枪就响了，甘向清倒下了。开枪的是哥哥王宗方。通信参谋吴增兴刚要报告，也被王宗方打中，吴参谋虽然牺牲了，但他也开枪还击了。 这时候，弟弟王宗玮像疯狗一样往山下窜。宁都县刑侦科的谢竹生带着警犬就扑了上去。那警犬是真猛，一口咬住王宗玮左手。谢竹生扑上去，死死卡住王宗玮。这时候大家才发现，这不可一世的悍匪其实也到了强弩之末，他左肩早就中弹了，子弹从下颚穿出来，整个人也没了人样，像个野鬼。 没过多久，王宗方被乱枪击毙。王宗玮重伤，抬下去没俩小时也咽气了。 这俩恶魔死在小山村，看似偶然，实则必然。 第一，这是一种“末路效应”。他们从大城市作案，一路被撵得到处乱窜，生存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。到了广昌这种山区，虽然地形复杂利于躲藏，但同时也意味着补给困难。人是铁饭是钢，饿得眼冒金星的时候，哪怕是悍匪也得冒险露头。 第二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真不是吹的。在那个年代，虽然没有天网工程，但咱们有这就叫“联防”。从刘建平的火眼金睛，到曾水秀父女的深夜报信，正是这些普通老百姓的警觉，织成了一张比雷达还灵敏的网。 第三，也是最沉重的一点，咱们的公安干警那是真的拿命在拼。在装备全面落后的情况下，面对手持自动武器的亡命徒，没人退缩。吴增兴参谋牺牲的时候，手里还紧紧抓着报话机。 “二王”案件的结束，给那个躁动的年代画上了一个句号，但也开启了中国警务改革的序幕。正是因为吃了装备落后、信息不通的亏，后来咱们才有了110指挥中心，才有了专门的特警队，才有了身份证制度的加速推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