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1年，作家黄宗英说：“都到了八十年代，我们为什么还容不下一个遇罗锦？” 望着漫山红叶，34岁的遇罗锦身边的丈夫蔡钟培却突然冒出一句：“昨天菜市处理黄花鱼，两毛五一斤，真该去排队买点。”这句话像一盆冷水，彻底浇灭了这段原本就是“搭伙”过日子的婚姻。 谁也没想到，因为这两毛五一斤的黄花鱼引发的离婚案，竟然惊动了最高法，还惹得两位顶级女作家当众“对峙”世俗偏见，甚至把好几家大报刊卷入了一场持续整年的口水战。 遇罗锦是那著名的《出身论》作者遇罗克的妹妹，哥哥被处决，她自己被劳教三年，档案里甚至因为几句日记就被塞进了“思想反动”的评价，1978年回到北京时，她就像风中飘蓬——没户口、没工作、没家。 蔡钟培是个工人，有间房子，能帮她解决那个像山一样沉重的户口问题，一个图安稳，一个图生存，这婚结得甚至有点悲壮。 婚后那几年，蔡钟培确实是个仗义人，帮着她跑前跑后，给死去的哥哥遇罗克办平反，给遇罗锦落户口。 在旁人眼里，这简直是恩重如山，你遇罗锦如今日子安稳了，户口落下了，哥哥名声也恢复了，转头就因为一句“没有共同语言”要离婚？ 1980年5月，当遇罗锦真的要把那一纸离婚诉状递到朝阳区法院时，整个社会都炸了锅，那时候新《婚姻法》刚刚确立了“感情确已破裂”这一离婚标准，可落在现实里，大家脑子里转不过那个弯：怎么着？精神上的不满足，难道比救命之恩还大？ 《新观察》和《民主与法制》针尖对麦芒地吵了一整年，负责案子的法官党春源思想前卫，竟然搬出恩格斯的话来判案，说“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”，甚至有不少山西等地的小伙子拿着刊登案情的杂志冲进法院，以此为由要休妻。 1981年的秋天，在中国作协的颁奖座谈会上，著名演员兼作家黄宗英，做了一个震惊全场的举动。 那天，黄宗英凭《大雁情》风光领奖，而刚写出轰动一时的纪实文学《一个冬天的童话》的遇罗锦，却因为争议巨大颗粒无收，落寞地坐在角落。 曾经在银幕上风情万种、生活中也经历过数次婚姻波折的黄宗英，穿过人群，把自己那支获奖钢笔递到了遇罗锦手里。 她当着所有人的面发问：“三十年代，大家还能支持上官云珠，怎么到了八十年代，就容不下遇罗锦了呢？” 这话分量太重了，四十年代的上海滩影后上官云珠，私生活被人指指点点，离了几次婚，依然是一代巨星。 黄宗英自己也是从那个旧上海走过来的，太懂那种“人言可畏”的滋味，可她没想到，明明号称开放进步的八十年代，人心里的那把锁，反而比几十年前更紧了。 1982年，《花城》杂志大胆刊发了遇罗锦的新作《春天的童话》，这篇详写她第二段婚姻挣扎的作品一出，立马遭到了包括《文艺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在内的集体围攻，定性骇人——“宣传资产阶级腐朽思想”。 结果是惨烈的：杂志社主编被调离，所有人写了三个月的检查，连杂志都被迫刊登《我们的失误》谢罪。 这就是当时的魔幻现实，一方面，遇罗克已经成了思想解放的英雄；另一方面，他的妹妹想追求一点个人的情感自由，却被打成了道德败类。 这起离婚案最后的结局也颇为耐人寻味，法院虽然二审调解离婚了，但终审的调解书里却带着刺，明里暗里指出遇罗锦是在自身条件变好后“见异思迁”，虽然放了她这一马，但在道义上，还是给她判了“死刑”。 后来，那位想在这片土地上既要面包又要玫瑰的女人，终于还是走了，1986年，遇罗锦远赴德国定居，哪怕后来即使在异国过上了安稳日子，那段被放在显微镜下炙烤的岁月，恐怕也是一生难平的疤痕。 信源：遇罗锦离婚嫌对方文化低 在道义上被判“死刑”——中新网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