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9年初，钱大钧经宋美龄批准获得一笔特别军费，时时不忘敛财的钱大钧，与少数几个高级官员商量后，将这笔经费私分。原本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，不料被人发现并密报蒋介石，蒋介石勃然大怒。 这得从西安事变说起。那时候钱大钧是侍从室第一处主任，天天跟在蒋介石屁股后头。事变前几天，张学良玩了个心眼，跟钱大钧说蒋介石专列的车头有点毛病，要拉去修修。钱大钧跟少帅私交不错，也没多想，手一挥就同意了。结果好嘛，车头一拉走，蒋介石想跑都没腿了。 但这失误归失误，真到了玩命的时候，钱大钧是真上。12月12日凌晨，枪声一响，钱大钧甚至没来得及穿戴整齐，拔枪就冲出去护驾。就在华清池的混战中，一颗流弹直接击穿了他的背部，从前胸穿出。那血哗哗地流，即便这样，他倒在地上还在喊“不要开枪”。 这一枪，算是给他的政治生涯买了份终身保险。这就是为什么1939年他贪污军费，蒋介石虽然“勃然大怒”，最后却只是撤职查办，没要他的命。毕竟，替领袖挡过子弹的情分，比那点军费值钱多了。 不过，钱大钧这人，你要说他光靠“忠心”混饭吃，那也太小看他了。 1938年，他当航空委员会主任那会儿，正是武汉保卫战的关键时刻。那时候中国空军跟日本比，那简直就是叫花子跟龙王比宝。但钱大钧硬是把苏联和美国的援助利用了起来，组织了那场著名的“4.29”武汉空战。咱们中国空军击落了日机21架，自己损失9架，这在当时绝对是大胜仗。 还有个更提气的事儿，就是“纸片轰炸”日本本土。钱大钧跟周至柔他们策划，派徐焕升驾驶两架飞机，飞越东海，到了日本长崎、福冈上空。不过这次没扔炸弹，扔的是传单。这事儿在当时国际上轰动极大，日本人脸都被打肿了——中国飞机能飞过来扔纸片，就能扔炸弹。这对日本本土的心理威慑力，那是相当大的。这算是钱大钧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。 可惜啊，这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。就像前面说的，高光了没半年，1939年就因为贪污军费翻了车。这一翻车，就被冷藏了好几年。 直到1944年左右，蒋介石才又想起这个老伙计，让他重新出山。等到抗战胜利，钱大钧这只“贪吃猫”算是掉进了大鱼缸，他当上了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。 那时候的上海，那是全中国的金库。国民党搞“接收”，实际上就是“劫收”。钱大钧在这个位置上，那真是如鱼得水，吃相难看至极。他不仅跟杜月笙这些青帮大亨勾勾搭搭，还利用职权，把原本该归公的敌伪资产，统统往自己兜里揣。 后来也是因为吃相太难看，民怨沸腾，加上蒋介石也看不下去了，他才辞职回了苏州老家当寓公。 说到钱大钧的私生活，那更是民国八卦里的头条。这人娶了一对亲姐妹，而且是那种“娥皇女英”式的共侍一夫。 原配叫欧阳藻丽，是大家闺秀。结果有一年欧阳藻丽得了重病，眼看就不行了。这当妈的放不下孩子，也怕钱大钧以后娶个后妈虐待娃，干脆把自己的亲妹妹欧阳生丽托付给了钱大钧。这妹妹欧阳生丽本来就崇拜这个姐夫，这下一拍即合。 可剧情最狗血的地方来了：姐姐欧阳藻丽居然奇迹般地痊愈了！这下尴尬了，妹妹已经进了门，生米煮成了熟饭。最后还是姐姐大度，默许了这种状态。于是钱大钧家里就出现了两个夫人，姐妹俩不分大小，共同生活。 1949年，大势已去，钱大钧跟着蒋介石跑到了台湾。 到了台湾后，钱大钧的日子过得就比较“佛系”了。他头上顶着个“总统府战略顾问”的虚衔，实际上就是养老。但他也没闲着，开始搞体育和书法。 在台湾时期，有一件事特别能体现钱大钧的政治智慧，那就是孙立人案。 1955年，孙立人被蒋介石怀疑“兵变”，老蒋为了走个过场，指派钱大钧当“军事法庭”的审判长。这可是个烫手山芋。判轻了，蒋介石不高兴；判重了，得罪美国人，而且良心上也过不去。 钱大钧在庭审的时候，看着孙立人拿出的那些跟麦克阿瑟的电报证据，心里跟明镜似的：孙立人就是个职业军人，哪有什么造反的心思，纯粹是功高震主被猜忌了。于是钱大钧玩了一手漂亮的太极推手。他表面上严厉审问，背地里却向蒋介石求情，说孙立人没异心，希望能轻判。 虽然最后蒋介石还是把孙立人软禁了33年，但好歹没要他的命。这里面，钱大钧的和稀泥、打圆场，起到了关键的缓冲作用。他太了解蒋介石了，知道老蒋要的是“服软”和“控制”，而不是真的要杀这员猛将。 晚年的钱大钧，住的小木屋并不豪华，跟他在上海时期的挥金如土判若两人。他每天练字，钟鼎篆文写得苍劲有力，还把自己写的《金刚经》送给了博物馆。看着他那副仙风道骨的样子，你很难把他跟当年那个贪得无厌的上海市长联系起来。 1982年，钱大钧在台北病逝，享年89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