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1年，牛子龙杀掉了军统豫站站长，没过多久，上级就找他喝酒，想借机除掉他，牛子龙知道来者不善，却还是赴约了！ 酒桌上的酒杯还没碰响，牛子龙已经看清了包间角落里站着的两个黑西装。 他们腰里鼓鼓囊囊的，眼神像钉子一样钉在自己身上。 这种场面他不是第一次见，但这次不同，崔方平的尸体还没凉透，军统特派员刘艺周亲自端着酒杯走过来，脸上堆着笑，手却在桌下悄悄打了个手势。 本来想找个借口提前离席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手里握着的东西还没送出去。 那些记着军统豫站与日军私下交易的账本，藏在贴身的夹层里，要是自己出事，这些证据就得跟着烂在土里。 牛子龙当时手心全是汗，他端起酒杯回敬时，故意让酒洒在刘艺周的袖口上，趁着对方擦衣服的空档，飞快扫了一眼门口，那里又多了个穿马靴的家伙，靴筒上还沾着郊外的泥。 这一切的起因，还得从三个月前那张纸条说起。 当时崔方平刚上任豫站站长，就把牛子龙叫到办公室，扔过来一份"日军据点"的地图。 牛子龙一看坐标就心里咯噔一下，那地方根本不是日军据点，是地下党豫西联络点。 本来想当场戳穿，但看到崔方平嘴角那抹冷笑，突然明白这是个陷阱。 他假装研究地图，手指在桌子上轻轻敲出摩斯密码，给门外的交通员发了信号。 三天后行动队扑了个空，崔方平拍着桌子骂娘，牛子龙低着头，心里却清楚，这下算是彻底暴露了。 真正让事情失控的是马丽递来的那张纸条。 这个平时不爱说话的电报员，在食堂打饭时故意撞了他一下，一张揉成团的纸塞进他手心。 "驴使坏，危在旦夕"，六个字让牛子龙后背发凉。 "驴"是崔方平的绰号，这意思再明白不过。 他当晚就去找了副站长李慕林，这个老牌军统因为站长位置被抢一直憋着气。 两人在酒馆喝到半夜，李慕林把酒杯往桌上一墩，说干就干。 行动定在三天后的站长例会，牛子龙负责动手，李慕林负责调开门口的守卫。 刺杀那天的细节牛子龙后来很少提起。 只记得崔方平倒下时，手里还攥着那份没看完的电报。 他没来得及多想，抓起桌上的公文包就往外冲，门口的守卫果然被李慕林支去"处理紧急火情"。 跑到巷口时，他回头看了一眼豫站办公楼，三楼的灯还亮着，那是马丽值班的窗口。 后来听说，马丽第二天就被调离了豫站，再没了消息。 刘艺周的酒局终究还是没躲过。 牛子龙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，但他算准了对方不敢在酒店动手，毕竟自己手里还有账本。 果然，酒过三巡，刘艺周才慢悠悠地说"总部有新任务，跟我走一趟"。 车开到洛阳郊外的监狱时，牛子龙心里反而踏实了。 他被关在单人牢房，每天除了送饭的看守，见不到任何人。 直到1945年夏天，他发现看守换岗的间隙比平时多了三分钟，这才动了越狱的念头。 越狱那天晚上，牛子龙假装肚子疼，把看守骗进牢房。 他用磨尖的牙刷柄抵住对方喉咙，逼问出钥匙的位置。 十多个狱友跟着他一起冲出去，沿渭河跑了三天三夜，才看到根据地的红旗。 后来有人问他，当时怕不怕，牛子龙只是笑笑。 他说最危险的时候不是越狱，是在豫站当潜伏者的那几年，每天早上醒来，都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。 建国后牛子龙成了军分区的副司令，后来又去地方搞水利。 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事，他很少对人讲。 直到1964年病重，他才拉着儿子的手说，做人要有信仰，就像当年在监狱里，就算看不到希望，也得朝着光亮的地方走。 如今在湖南湘潭的档案馆里，还保存着他当年修水库时的工作笔记，字迹工整，一笔一划都透着当年潜伏时的谨慎。 牛子龙的故事，就像那个年代无数隐蔽战线工作者的缩影。 他们没有留下名字，没有军功章，却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守护着信仰。 如今再看那段历史，才明白什么叫"无声处听惊雷"。 那些在黑暗中前行的人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心里装着的，从来都是身后的万家灯火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