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被关在牢里，脚上还戴着镣铐，罪名是“海外关系复杂”。 外面，十万大军快冻死了，没煤。 牢房里的寒气比外面更甚，水泥地渗着刺骨的凉，顺着镣铐的铁环钻进皮肉，冻得他脚踝生疼，却远不及心口的寒凉。他叫沈砚之，曾是留英的采矿工程师，手里攥着华北几处优质煤矿的勘探图纸，还有一套成熟的冬季采煤加急方案——那是他早在半年前就提交给相关部门的，可没等方案落地，就因他在英国求学时的同窗情谊、与海外亲友的书信往来，被扣上了“海外关系复杂”的帽子，一关就是三个月。 没人听他解释，那些他视作毕生心血的勘探数据、那些能解十万大军燃眉之急的采煤办法，全被锁进了档案室的角落，连同他的人格与尊严，一起被贴上了“可疑”的标签。他每天靠着墙角蜷缩着，镣铐限制着他的活动，每动一下，铁环就会摩擦脚踝的伤口，结痂又被磨破，渗出血丝，在寒冷中很快凝结成暗红的冰碴。可他顾不上这些，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那些煤矿的位置、煤层的厚度、开采的捷径，还有外面十万大军冻得发紫的手脚、瑟瑟发抖的身影。 他知道，这是北方最凛冽的冬天，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里，没有煤，就没有取暖的炭火，没有烧水的柴火，甚至没有给伤员煮药的热源。十万大军驻守在边境，顶着风雪筑防线、守国土，他们中有的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有的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本该裹着厚实的棉衣、围着温暖的炭火，却因为缺煤，只能穿着单薄的冬装，在雪地里啃着冻硬的干粮，夜里挤在冰冷的帐篷里，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。有好几次，他在牢里隐约听到看守的对话，说前线已经有战士冻坏了手脚，有伤员因为没有热水消毒、没有炭火取暖，伤口感染恶化，甚至失去了生命——每一句话，都像一把尖刀，扎在他的心上。 沈砚之不是没有反抗过，不是没有哀求过。他曾隔着铁窗，对着看守大声喊，说他有办法挖到煤，说他能救前线的战士，说那些“海外关系”全是清白的，只是求学时的正常往来，可换来的，要么是冷漠的呵斥，要么是“别痴心妄想”的嘲讽。他们说，一个“海外关系复杂”的人，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可信，哪怕他手里有能解燃眉之急的办法，也不能冒这个险。那一刻，他才明白，比严寒更可怕的，是偏见与固执，是宁肯看着十万大军受冻，也不愿放下成见，给一个有能力的人一次机会。 他开始绝食，不是为了抗议自己的遭遇，而是为了引起重视，为了能让有人听听他的办法，为了前线的战士能少受一点冻。饿到头晕目眩、浑身无力时，他就靠着墙，在脑子里一遍遍梳理采煤方案，回忆每一处煤矿的细节，甚至用指甲在水泥地上，一点点画下煤矿的勘探草图——那是他的希望，是十万大军的希望，哪怕只有一丝可能，他也不能放弃。脚踝的伤口越来越疼，寒冷让他的四肢渐渐僵硬，可他的眼神，却始终坚定，始终盯着铁窗外那一小片灰蒙蒙的天空，仿佛能透过那片天空，看到前线的风雪，看到战士们期盼的目光。 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是三天，也许是五天，牢门终于被打开了，进来的不是看守，而是一位神色凝重的军官。军官看着瘦得脱形、脚踝流血、眼神却依旧坚定的沈砚之，沉默了许久，才开口：“前线已经撑不住了，首长让我来问你，你说的采煤办法，真的可行？”沈砚之猛地抬起头，眼里瞬间燃起光亮，哪怕浑身无力，也挣扎着想要站起来，镣铐的摩擦让他疼得倒抽一口冷气，却依旧急切地说：“可行！绝对可行！给我一支队伍，给我一些工具，我能在十天内，挖出足够前线过冬的煤！我以我的性命担保，也以我全家的清白担保！” 军官看着他眼里的真诚与急切，看着水泥地上那些模糊却清晰的草图，终于点了点头：“我信你。但你要记住，一旦出了任何问题，后果自负。”镣铐被打开的那一刻，沈砚之的脚踝失去了束缚，却因为长期被摩擦、被冻伤，连站都站不稳，可他还是咬着牙，扶着墙慢慢站稳，眼里满是迫切：“快，带我去煤矿，多耽误一分钟，前线就多一分危险。” 走出牢房的那一刻，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，冻得他浑身发抖，可他却觉得，这寒风里，终于有了一丝希望的气息。他没有抱怨自己被关押的委屈，没有计较自己受到的不公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尽快挖到煤，救救那些快被冻死的战士，救救那些守着国土的英雄。他知道，自己这一去，前路未知，或许会遇到更多的困难，或许会被人依旧猜忌，但他不在乎，比起十万大军的性命，比起国土的安宁，他个人的荣辱得失，又算得了什么。 偏见可以囚禁一个人的身体，却囚禁不了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；严寒可以冻僵人的手脚，却冻不灭一份坚定的信仰。沈砚之的遭遇，是那个特殊年代里，无数有才华、有担当的人被误解、被委屈的缩影，可他们从未因不公而放弃家国，从未因困境而背弃初心。如今，我们早已远离了那个缺煤少食、充满偏见的年代，可这份“以家国为先，置个人荣辱于度外”的担当，这份“明知前路坎坷，仍愿挺身而出”的勇气，依然值得我们铭记与传承。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