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2年，北大一教授，路遇一女子贩卖字画，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，却忽然脸色大变，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，便花3块钱买了下来。 那是一笔放在今天简直无法想象的交易，只用了三块钱，就填补了世界历史上关于“一代天骄”最巨大的影像空白。 1952年的北京西单北大街，秋风裹挟着萧瑟，街边的旧货摊并不惹眼。摊主崔月荣是个面带愁容的中年妇女，守着一只破布箱子，等着能换几斤白面钱。 在她看来，箱底压着的那几卷泛黄字画，除了占地方，跟废纸也没什么两样。偏偏就在这百无聊赖的时候，一位推着自行车的年轻人停下了脚步。 买画的人叫史树青，看着也就是三十出头的年纪，但他那一双眼睛可是早在琉璃厂历练出来的“毒辣”。 身为北大历史系的教师，他十二岁就在古玩堆里打滚，十五岁就能用两毛钱捡漏丘逢甲的真迹，这种近乎本能的嗅觉，让他瞬间在一堆杂物中锁定了一个破旧的卷轴。 画轴展开的那一刻，心脏猛地停了一拍。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半身像，用的纸张极其讲究，是那种厚实的老桑皮纸，虽然残破，但画中老者那一股子透过纸背的彪悍之气让人不敢直视。 史树青不动声色地凑近细看，视线死死地锁定了老者头顶的帽子。那并非明清戏文中寻常可见的官帽，而是一顶黑白交织的“七褶狐帽”，后方垂着修长暖耳。其形制极为考究，与《元史·舆服志》中的记载分毫不差。 这种款式的帽子，加上角落里那方模糊却依稀可辨的“大元内府图书之印”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令人战栗的结论：这不是寻常的古人像，这是来自那个草原帝国的皇室重宝。 史树青强压着内心的狂澜，问了个价。崔月荣急于将手中之物脱手变现，心急之下，几乎未作思索，便急切报出了“三块钱”的低价。 在物资匮乏的往昔岁月，这笔花费耗尽了史树青身上全部现金。他手忙脚乱地付完钱，竟将自行车抛诸脑后，抱着画卷，神情恍惚地踏上归途。 回到书房，借着放大镜，这幅画的身世之谜被彻底揭开。画中人目光深邃如炬，身着白皮袍、腰系玉带，胡须打理得整整齐齐，正是成吉思汗铁木真。 这简直是打破了历史界的“魔咒”——要知道成吉思汗生前那是出了名的“低调”，立下过不画像、不立碑、不修陵、不立传的“四不”遗嘱。而后世流传的所谓画像，多是明代人凭想象勾勒的线条柔和版本，譬如台北故宫所藏的那幅，总觉得少了些草原霸主的杀伐之气。 然而，此画别具一格。后续赶来“会诊”的张珩、启功、谢稚柳等顶尖文物专家达成共识，从画风、墨色，到服饰细节，皆有独特之处。 此作定出自元代宫廷画师之手。极有可能是1278年前后，忽必烈为纪念祖父而下旨绘制的御容像。这般珍品，存世仅此一件，堪称绝无仅有。 如此稀世珍宝，怎么会流落到一个普通妇人的旧货摊上？原来，这中间还藏着一段民国旧事。崔月荣的公公不是旁人，正是北洋时期曾任四川督军的陈宦。 1912年，陈宦受命前往蒙古谈判，当地王公为表诚意，将这幅世代供奉的画像作为国礼相赠。 遗憾的是家道中落，1936年陈宦离世后，往昔荣光与那幅珍宝，险些随衰败家境沦为引火的废纸，曾经的辉煌就此几近湮灭于岁月。 如果是普通的藏家，捡到这样一个惊天大漏，多半是要秘不示人或是待价而沽。然而，史树青的抉择着实出乎众人意料。 买下画作次年春日，他主动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，将那幅已被确认为存世最早且最为可靠的成吉思汗像，无偿地捐献了出来。 这幅画像不久后被刚成立的中国历史博物馆（今国家博物馆）收藏。它获赋予一个极有分量的建档编号——1101，似在历史长河中烙下独特印记。 自那一刻起，这幅宽58.3厘米、高40.4厘米的残卷，便成了世界各国研究蒙古史与元代绘画无可替代的一手资料，其上所绘，正是教科书中一代天骄最为标准的容颜。 故事还有个温暖的尾声。画卷入馆，幸得博物馆专家精心修复。他们妙手回春，让这承载往昔记忆的画卷挣脱岁月枷锁，昔日神采得以重现，于时光中再展风华。史树青特意把那位在风中卖画的崔月荣请到了展厅。 曾经蜷缩于破箱、几被弃如垃圾的旧物，如今端放于恒温恒湿展柜，受人瞻仰。目睹此景，这位被生活重压折弯脊梁的妇女，内心震撼，良久，竟喑哑无言。 从三块钱的地摊交易，到镇馆之宝的辉煌归宿，史树青用他的专业眼光和胸怀，不仅抢救了一件国宝，更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拼上了一块最关键的缺角。 信源：荆楚网——史树青：“捡”这辈子最大的漏(图)2；中国新闻网——关门弟子回忆：史树青的“捡漏”生涯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