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主席手书给女儿李讷的一幅字，她曾挂在自己家客厅里。谁能认出主席写的什么？ 一九九三年，湘潭人彭志珊到北京万寿路办事，敲开一户老楼房的门。 屋里是白灰墙、水磨石和水泥地，冷风裹着灰味从缝里钻出来。客厅只一台二十英寸左右的老电视，一套疲惫的简易沙发。送客起身时军裤擦到沙发边，“刺啦”一声被弹簧划开小口，主人反倒先笑，说都是这老家伙惹祸。 主人叫李讷，一九三六年一月生在湘潭。 后来考进北大，再辗转从中南海搬到西四警卫局宿舍，住过一套四居室，最后调到万寿路这边。她说这里房子稍大一点，环境安静，合自己性格。 卧室里是木板床、三屉桌、硬木椅、简朴衣柜，没有多余摆设。 书房一排书架，史书最多，中间那格立着一套“马恩”全集，书脊挺直。这套书，是毛主席当年给女儿结婚时送的唯一礼物。 别人家闺女收金首饰，她收几大本书。 后来遇到难处，就翻翻这套书，当成撑腰的东西。书房旁有间储藏室，门常年上锁，里面放的是江青留下的东西，很少开，很少提。 有人说她太简朴，她只笑，说能过稳定简朴的日子，就已经满足。 春节后，几个人在月坛北街湘府酒楼聚了一顿。 李讷穿一件七种颜色织在一起的毛衣，有人打趣叫“七色光”，她解释，是把旧毛衣、旧毛裤拆洗干净，再按颜色多少拼成一件。 桌边的李烨听完眼圈发酸，只好被认作“妹妹”，气氛一下软下来。 那家菜全是辣口味，主人怕她不习惯，她提一句，父亲当年说“不吃辣椒不革命”。 从小在毛主席身边吃惯辣，红烧肉、火焙鱼、白辣椒炒鸡杂、三腊合蒸这些菜一上桌，吃得很香。 饭桌上，她提到京西门头沟斋堂一带的老八路。 有的身上还带着弹片，有的成了残疾，年纪越大，生活越紧。组织有照顾，终究顾不全，她去看过几次，回城一路很闷，索性给自己定下一条：在家里吃穿上扣一点，从自己和丈夫王景清的工资里挤出一部分，拿去接济那几户人家。 节约在这一顿饭上也看得清。主人为了表示敬意，多点了几道菜，桌子都快放不下。她看了一圈，说再上就浪费，听说后面还有三四道没上，干脆让退。 已经端上来的，全要打包。服务员只捞大块菜，盆底还晃着油和碎菜，她把人叫回来，说小时候跟父亲吃饭，一盆菜要用汤或饭把油水抹干净，一粒米一滴油都来之不易。 打包完，她掂了掂，说这些菜够家里三口吃三四天，照每人一顿五元算，能省五六十元。 在场的人都明白，这些省出来的钱，多半会绕到山沟里去。 往前翻，这样的规矩，从小就往她身上压。 延安窑洞里，窗户坏了，请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木工修。 吃午饭时把人喊到桌上，老木工随口说起自己小时候挨饿挨打，还提到有孩子被父亲打瞎一只眼。 小姑娘顺嘴夸一句“我爸爸好，从没打过我”，换来毛主席筷子一顿，指着碗里的饭提醒：要是没有这一碗饭，情况也未必那样。饭碗里装的，不只是家里的口粮，还有别人熬出来的日子。 一九四七年冬，家住杨家沟，部队粮食紧张，基本靠黑豆顶着。吃完午饭，很多人嘴唇牙缝黑黑的一片，看着有趣，她去喊父亲来看，毛主席板起脸，让她别笑，说解放军叔叔就是靠吃黑豆打胜仗的，让她以后也端碗去吃。 自那以后，这个“首长家的孩子”就跟机关里的叔叔阿姨一起排队进食堂，端起黑豆碗。 一九五九年进北大，生活费被定得很死：星期日不算，每天一元，一个月只有二十六元。十二到十五元管吃，剩下要扛住公交车票、书本和一点零花。身边有人知道她身份，心里把她当“大款”，张口就借五元、十元，她不好拒绝，只好再向别的同学借，下个月的二十六元一到账就往外还。钱不够时，先从饭菜上扣，再少回一两趟家，把车票钱省出来。 这些年，她常说，父亲限制生活费，让自己学会精打细算。 一九六三年，毛主席给女儿写了几封信。信里讲痛苦忧伤也是好事，讲干部子女不能翘尾巴，提到她读了《庄子·秋水》，就点河伯的名字，劝她别学那种鼠目寸光的样子，还直截了当写下“没人管你了，靠你自己管自己，这就好了”。另一封信里，夸她有起色、有自我批评，又叮嘱读书别急，要合群、开朗，多和同学交心，学人之长、克己之短。 那些话配着他亲手写给她看的王昌龄《从军行》，成了一套放在心里的标尺。 后来日子果然不平顺。 三十多岁那次婚姻，因为母亲反对，也因为性格不合，很快分居、离婚。 儿子王效芝出生后，她拖着病体上班，又要一个人撑家，那时工资只有七十元。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，毛主席去世，外面风向骤变，家里气压也跟着沉。 精神压力、经济压力一起压过来，靠党组织帮一把，亲戚朋友扶一把，再加上从小被磨出的那股劲，这个家总算挺过去。 她后来提起，只说一句，感谢父亲当年的严。 一九八五年，她与一九二七年出生的王景清登记，生活比从前宽裕一点，也只是温饱。 很多人远远地看着那幅手书，只注意字是不是遒劲，有没有“领袖气派”。李讷守着的，却是一种能熬过豆饭岁月、能抠出善意去帮别人的底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