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3年，陈赓在哈尔滨筹建学校，开车外出办事时被交警拦下。只见那交警直接大摇大摆打开车门，一屁股坐在陈赓旁边，还颐指气使地对警卫员发号施令，警卫员刚想拔枪，却被陈赓一个眼神制止。 1953年夏天，哈尔滨街上灰尘糊脸。 那天一辆普通小车往市政府方向开，后排坐着的，是刚从朝鲜前线被急电叫回来的陈赓。 人还穿着军装，心思已经跑到学校那块地盘上，想着教学楼、教授住房、材料钱从哪儿凑。 车忽然一顿，司机一脚刹车踩死。 警卫员立刻摸住枪套。前面站着个交警，胳膊横在马路中间。 司机小声解释，说没闯灯也没抢道，话没说完，车门被人从外面“哐”地拉开。 交警一屁股坐进后排，开口就摆派头，让司机马上送他去市局，迟了耽误“正事”，嘴里甩一句“吃不了兜着走”。 车厢里气氛绷紧，警卫员身子前探，手指扣在枪套扣子上。 陈赓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那名交警，手轻轻一摆。 警卫员立刻收手。司机闷头挂挡，车继续往前开。交警靠在座椅上晃腿，还嫌车慢。 小车最后没有去市局，而是停在市政府门口。 交警愣住，说开错地方。 陈赓下车，让警卫员去把市长吕其恩请下来。交警这才反应过来，腿开始发抖。 不多一会儿，吕其恩小跑着从台阶上下来，见面就喊陈将军。陈赓没进门，指着那名交警，说这样的人在街上拦车使权，今天对着军车耍威风，明天敢不敢往老百姓身上压，心里要有数。 那名交警很快被革职查办，后面市里顺势动了一场大的。 吕其恩回去，把各机关单位的作风翻了一遍，谁端架子，谁拿公事当私事，一件件往外拎，还派人下到街巷听老百姓的评语，挨太多“差评”的就挪位子、摘帽子。 陈赓会坐在那辆小车上，根子不在这条街，而在几年前就种下的一个念头。 1949年，新中国刚站稳脚跟，毛主席在斯大林的提议下，就想办一所像样的军事学院，陆海空全带上，只是家底薄，只能先记在心里。 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，美军拖着六千门大炮、一千辆坦克压过来，空中飞机一批接一批飞，我军火炮不到三千门，坦克和飞机多是苏联援助的，海军几乎是一张白纸，空军刚起步。 粟裕那会儿在苏联养病，天天看前线电报，一边研究美军打法，一边写下厚厚的报告。他看得清楚，光靠血勇扛不过火力，得有自己的军工体系和高等军事技术教育。 1951年9月，他回国向毛主席汇报，这番话等于给那所“压在心里”的军事学院敲了个醒。 谁来办成了问题。几双眼睛一对，很自然就想到陈赓。 这个湖南湘乡出来的将门子弟，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，成绩拔尖，与蒋先云、贺衷寒并称“黄埔三杰”，后来又被送去苏联系统学军事。 南昌起义、长征、抗日、解放战争一路打下来，又在朝鲜前线带过大兵团，他对现代战争的门道心里有数。 他还当过校长。1933年，彭阳步兵学校交到他手里，一千五百多名学员，大多是连排干部，白天练队列操枪，晚上听他讲课。 正因为有这段经历，中央才放心让他从前线退一步，去办一所新的军事工程学院。 接到命令，他从朝鲜战场匆匆回国，请周总理致函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，请苏联派专家来当顾问。 定校址时，他和苏联专家往北一路看，最终选了离苏联较近的哈尔滨。 人刚落地，他发现自己成了一个“光杆校长”：有块地，没楼房；有设想，没图书馆、没实验室；老师、学生，都得从头找。 他想出“二老”的路子，一头去找老干部，让打过仗的人上讲台；一头往各大名校跑，挨个敲门请老教授。 大学校长一开始犯难，谁也不想把手里最硬的一拨人交出去。 后来周总理拍板，教育部统一协调，抽调了一批专家教授。老教授从大城市搬来，住房成了难题，专家楼、家属房都得市里帮忙解决，这才有了他和吕其恩的频繁往来。 教师队伍里，还有个叫沈毅的。会弹道，是难得的人才，却因为犯了大错被判死刑。 案子照规矩已经定了，可在陈赓看来，这时候把这样一颗脑袋交给刑场，说不出合适。 几番奔走，总算让沈毅有了戴罪立功的机会，人留在了学校，也让哈军工多了一门硬本事。 学生也得有人。 刚挂出“哈军工”三个字的时候，很多年轻人犹豫，不知道这所新学校有没有前途。 陈赓去找老战友，请他们把子女送来。 高干子弟一批批到了哈尔滨，普通家庭跟着报名，队伍一茬一茬长起来。 1953年9月1日，哈尔滨的校场上，第一批学员在开学典礼上分列式通过。 到1955年，空军、海军、炮兵、工兵、装甲兵等五个系建成，后来又扩到十个系，主要兵种的工程技术都装了进去。这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，很快成了国防事业里一块少不了的硬骨头。 1961年3月，陈赓在上海病逝。毛主席说了一句“陈赓不应该这么早死”。 想起1953年那辆被交警粗鲁拦下的小车，和后来一批批从哈军工走出去的人，就能看出，他既是在办一所学校，也是在帮这座城市把风气扭过来一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