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人叫张建军，在一家小公司做销售，儿子今年该上小学了，片区内的学校一般，就想着让

这人叫张建军，在一家小公司做销售，儿子今年该上小学了，片区内的学校一般，就想着让孩子进重点小学。他托了好几个朋友，才搭上能和厅长说上话的关系，可厅长那边一直没松口，朋友就提醒他，不如找找厅长夫人，毕竟她管着学校，说话可能更管用。​ 张建军琢磨了几天，觉得这主意靠谱。他先打听厅长夫人的喜好，听人说她平时喜欢养点兰花，还爱读历史类的书。他就跑了好几个花鸟市场，挑了一盆品相不错的墨兰，又去书店买了一套精装的《史记》，包装得整整齐齐。​ 九月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张建军办公室抽屉里的烟盒换了第三个空壳。 儿子小远的铅笔盒上，用歪歪扭扭的字贴着“希望小学”——那是他偷偷从墙上招生海报上剪下来的贴纸，重点小学的名字被他摸得边角发毛。 “片区那个学校，操场都没正经跑道。”妻子昨晚在厨房刷碗时说，水流声盖过了后半句，但张建军听得懂——那是当妈的焦虑，像根细针，扎在他后颈。 他在小公司做销售，手里没什么硬关系，托了三个朋友，才绕到能和教育厅厅长说上话的人。 “厅长那边……不好说。”电话里朋友的声音含糊，“要不试试厅长夫人？她管着基础教育那块，说话可能更直接。” 张建军挂了电话，手指在手机壳边缘抠出一道白印——那壳还是去年公司年会发的，边角已经发黄。 接下来三天，他像侦查员似的打听。 “王姐说，厅长夫人喜欢兰花，尤其是墨兰，说那花‘静气’。” “老李讲，她办公室书架上摆着不少历史书，上次开会还聊起《史记》里的刺客列传。” 信息像碎片拼起来，张建军请了半天假，跑了城西三个花鸟市场。 第一家的墨兰叶子有点卷，第二家花盆太艳，第三家老板蹲在地上给他挑，“这盆刚分株的，根壮，你看这花苞，过俩月就能开。” 他付了三百二，比半个月房贷还多。 又去书店，精装《史记》一套四本，封面是深蓝色烫金，店员用礼品纸包的时候，他盯着玻璃柜里的价格标签，喉结动了动。 约在周六下午的咖啡馆，离厅长夫人单位不远。 张建军提前半小时到，把墨兰放在靠窗的桌子，花盆底下垫着自己带的软布——怕划伤桌面，也怕显得太刻意。 《史记》放在兰草旁边，包装纸的褶皱被他手指捋了三遍。 三点十分，一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走进来，头发梳得整齐，拎着帆布包，上面印着“教育公平”的字样。 张建军站起来时，膝盖撞到桌腿，发出闷响。 “陈主任，打扰您休息了。”他递过刚买的热拿铁，杯壁上的水珠沾了他手指。 女人接过杯子，目光扫过桌上的兰草和书，没说话，先喝了口咖啡。 “小远……我儿子，今年该上小学了。”张建军的声音有点抖，“片区那个学校，确实……” “张师傅，”女人打断他，手指轻轻敲了敲《史记》的封面，“这套书我书架上有，去年出版社刚送的。” 她又看向墨兰：“我办公室的兰草都是后勤统一养护的，私人花盆带不进去——规定。” 张建军的脸一下子热起来，像被人当众掀开了遮羞布。 他原以为这是“人情世故”，是为儿子铺路的“必要步骤”；可此刻看着女人帆布包上的字，突然意识到——或许真正的“规则”，从来不在这些包装好的礼物里。 他想起小远昨晚问：“爸爸，重点小学的操场是不是真的有彩虹跑道？” 那个问题像块石头压在他胸口，让他忽略了教育局网站上“随迁子女入学政策”的公告，忽略了朋友转发过的“多校划片”文件——那些需要花时间研究、需要跑几趟教育局的路，他觉得“太慢”，不如“找人”来得直接。 这种“捷径”的执念，让他这半个月没睡过整觉，头发掉得比销售业绩还快。 咖啡凉透的时候，女人留下一张纸条：“明天带齐材料去区教育局302室，找李科长，就说是我建议的。” 张建军捏着纸条，手心里全是汗——那盆墨兰最后被他抱回了家，放在小远的书桌上，花苞在灯光下泛着青。 后来他才知道，厅长夫人办公室的书架上，除了《史记》，还有一叠厚厚的家长来信，每封都标着处理进度。 或许为人父母，最该学的不是“走关系”，而是相信规则里也藏着公平——哪怕需要多跑几趟路，多问几个为什么。 晚上小远放学回来，盯着书桌上的墨兰看了半天，突然说：“爸爸，这花叶子好直啊，像不像军人？” 张建军笑了，摸了摸儿子的头，抽屉里的空烟盒，他没再换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