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5年，连生4女的董竹君，为了让丈夫有个儿子，冒险怀第5胎。谁知，丈夫见她爱吃辣椒，就扯着她的头发，说：“又是一个赔钱的！” 上海福州路的霓虹灯，曾照亮她12岁那年的绝望。父亲靠拉人力车勉强支撑全家，母亲在洗衣坊搓洗缝补贴补家用，弟妹们却一个个倒在营养不良的阴影里。父亲咳血的痰盂成了压垮生计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她被送进长三堂子的那天，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麦饼。 堂子里的琵琶弦上，她弹出的不是靡靡之音，是求生的密码。老鸨盯着她的三寸金莲，她却盯着往来宾客的袖口——谁的襟袋里露出革命党人的徽章，谁的谈吐间藏着新思想的星火。她拒绝了夏之时的赎身——那不过是从一个牢笼换到另一个囚笼。 14岁的夜晚，她用发簪撬开后院的侧门，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比未来还长。逃出生天后，她对夏之时提了两个条件：去日本读书，做他明媒正娶的妻子。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樱花树下，她啃着干饭团背外文，夏之时在陆军士官学校操练刺杀。那时的家书里，还有“待我学成归来，共商家国”的滚烫字句。 1917年的成都，副都督夫人的凤冠霞帔下，是洗不掉的“青楼出身”烙印。婆婆用烟杆敲着她的手背：“夏家的门，不是谁都能进的。”夏之时奔丧前塞给她的手枪，枪口对着的不是贼寇，是她的自尊。四个女儿的啼哭，成了压垮婚姻的碎石。夏之时仕途失意后，烟枪和牌九成了他的新宠，对她的呵斥从“不会生儿子”变成“丧门星”。 她以为第五胎能换来转机，腹中的胎动却只换来丈夫扯着头发的辱骂：“辣妹子，辣不出带把的！”1926年冬，早产的男婴夏大明刚落地，夏之时的鸦片烟枪就换成了银质长命锁。满月宴摆了三天三夜，戏班唱着“弄璋之喜”，他却忘了前几天还在为大女儿的学费摔碎瓷碗。更让她心寒的是，红帖上“过继三房”的墨迹未干，她的儿子已成了家族的“财产”。 1929年的成都，寒风裹挟着离愁。她带着四个女儿登上了去上海的木船，舱底的煤油灯映着母女五人单薄的身影。分居五年，她在典当行和米店之间奔波，账本上的赤字比船票还重。1934年离婚协议上“自愿放弃所有财产”的字迹，比当年青楼的卖身契更刺眼。 一个带着四个女儿的单身母亲，如何在战火纷飞的上海立足？她翻出留学时的通讯录，拜访当年在东京结识的进步人士，又从箱底摸出成都富祥织袜厂的账本——那是她最早的商业启蒙。闸北的群益纱管厂里，她踩着缝纫机教女工接线头，棉纱在指间绕成希望的经纬。 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炮火中，厂房的铁皮屋顶被掀翻，她从废墟里扒出半箱纱管，指尖被碎玻璃划出血痕。锦江川菜馆的红木算盘上，她拨弄着创业的第一串数字。改良的鱼香肉丝里加了冰糖，迎合上海人的甜口；茶室的青瓷盖碗里，飘着她从四川带来的茉莉花茶。花园式的洋房里，政要和文人觥筹交错，没人知道经理室的抽屉里，锁着她给女儿们补袜子的针线笸箩。 1951年，她在公私合营文件上签字时，钢笔尖微微颤抖。锦江饭店从私人产业变成接待外宾的国宾馆，她从经理变成董事长，办公桌的玻璃板下，压着四个女儿大学毕业的照片。晚年的北京胡同里，她坐在藤椅上翻着《我的一个世纪》的校样。阳光透过窗棂，在“女性独立”四个字上投下光斑。从贫民窟的女童到实业家，她用一生证明：命运的辣椒再辣，也辣不倒不肯弯腰的脊梁。
用户10xxx29
很勇敢的女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