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0年，苏联撤走了所有援华科学家，还带走了全部资料。临行前，一位苏联专家悄悄对中国核武器研究所的人说：“其实你们有王就够了，他才是研究的关键，即使没了我们……”这句话后来被证明一点不假，那个人，正是王淦昌。 1960年7月，由于中苏关系恶化，苏联政府突然撤回1390名在华专家，这些人涉及核工业、导弹和重型机械领域。他们离境时销毁部分技术图纸，撕毁数百份合作协议。其中，核项目有23项未完工程，9个工业设施中断。苏联评估称，中国在无援助下需20年才能独立研制原子弹。这次行动切断了设备进口、零部件供应和技术指导，中国核武器项目面临从原材料处理到理论计算的全链条空白。王淦昌作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，负责爆轰物理和冷试验技术，组织团队从基础入手，分析聚爆机制，研究高压下材料压缩行为。 团队成员多从国内高校调集，多数缺乏核经验。王淦昌安排日常技术讨论，讲解链式反应计算方法，使用国产工具模拟铀裂变过程。他们建造小型气体扩散装置，逐步分离同位素，提高铀235浓度至90%以上。过程涉及多级过滤杂质，确保化学纯度。试验基地设在青海戈壁，夏季高温超过40度，冬季降至零下20度，沙尘暴频发。辐射防护靠简易铅衣，王淦昌监督高压气体枪操作，该设备发射弹丸测试冲击波速度，要求误差控制在0.1微米内。一次振动干扰数据，他指导检查固定部件，添加缓冲材料，调整发射角度后重测。 材料提纯是初期难题。苏联撤离后，铀矿加工技术中断，王淦昌协调资源，采用气体扩散法，监控氟化铀流动，积累纯样本用于小规模反应测试。他们自行组装真空泵，维持低压环境，避免空气污染测量。1961年底，项目进入中试，王淦昌领导冷试验组，设计非核爆轰装置，在地下坑道安装传感器，记录压力波传播。一次压缩不均，他组织检查炸药密度，修改为梯度结构，提高对称性。团队还面临爆炸模拟挑战，使用TNT构建模型，测试球形起爆点分布，分析碎片轨迹优化布局。 1962年，研究节奏加快。王淦昌分工小组，分别处理中子源和触发系统。他审核计算报告，确保中子通量准确。缺少精密仪器，他们用国产光电管捕捉瞬态信号，精度达纳秒级。供水短缺影响冷却，王淦昌建议挖地下井，安装过滤器维持运行。团队轮班分析数据，积累经验。一场沙尘暴损坏电路，他指导用备用零件修复，快速恢复进度。辐射监测常态化，部署盖革计数器，定期检查暴露剂量。王淦昌要求限值内轮换高风险岗位。1963年，试验每周三次，焦点在聚爆变形测量。一次压力超标，他下令暂停，检查裂纹成因，发现材料疲劳，后更换合金材料。 逐步攻克浓缩关口。通过级联扩散，他们获得足够铀样本。王淦昌整合数据，建立爆轰方程，预测临界条件。国际封锁下，他们自产氟化物，优化分离工艺。1963年底，全尺寸冷试验完成，效率达85%。王淦昌调整外壳设计，针对弱点强化。进入1964年，组装阶段启动，他监督铀芯安装和线路布设。罗布泊基地严格警戒，团队在临时设施完成计算。10月16日，原子弹爆炸，当量2万吨TNT，冲击波扫过沙漠。这成功源于自力更生路径，王淦昌的专业领导填补了苏联留下的技术空缺。 原子弹试爆后，王淦昌投入氢弹研制。1965年起，他参与热核模拟，负责聚变材料压缩实验。团队建高压装置，测试氘氚响应，优化点火序列。1967年6月17日，氢弹爆炸，当量300万吨TNT，他的技术在触发环节发挥作用。1969年，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，领导首次地下核试验。在山西选址，挖深井，安装监测设备，验证武器可靠性，积累防护数据。这时期，他仍用王京名，与家人联系受限，妻子子女在北京原住所生活。 1978年，核任务阶段完成，王淦昌恢复本名，返回原子能研究院。71岁时见家人依旧原处。他参与国家高技术项目，包括863计划激光聚变主题，担任顾问，推动惯性约束研究。1984年，柏林大学颁荣誉证书，表彰早期粒子工作。晚年指导后辈，专注核能应用。他的学生李政道获诺贝尔奖，他坚持国内贡献。1998年12月10日，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1岁，一生推动核科技发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