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宗昌准备处决一个逃兵，写手令时“毙”字不会写，就想改成打200军棍，可棍字也不知道怎么写，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底细，便说道：“这兵胆大包天，敢临阵脱逃，不能轻饶。” 这句话一出口，满屋的人都立刻低头不语。堂屋里墨香未散，张宗昌右手还攥着毛笔，却已经没打算再写下去了。他知道，哪怕纸上只留下一个“立”字，也足够唬住下面这些兵。 那天的风很大，军营外的旗帜翻卷得像快要断裂的麻绳，张宗昌却披着狐皮大氅坐在太师椅上，身后挂着“军纪如山”四个金漆大字。没人敢笑，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——司令又栽在字上了。 张宗昌出身贫寒，早年在山东潍县混迹市井，没上过几天私塾。十几岁便随人闯关东，给人扛货、卖苦力，一脚踏进军营后，靠着一身的狠劲和拳头，连升数级，终成北洋军阀中杀伐果断的猛人。可惜，刀枪玩得利落，笔墨却始终是软肋。 而偏偏他最不能容忍别人提这茬。张宗昌有种怪脾气——越不擅长的事越要硬撑。他身边的幕僚常劝他：“司令，手令文书交给我们写吧，您过目就好。”张宗昌甩胡子冷笑：“老子是总司令，连命令都不亲笔写，叫底下人怎么服？” 这一日，一名士兵因在前线阵前逃跑被抓回来，军法无情，理应处以极刑。张宗昌大发雷霆，叫人备好纸墨，打算当场下令“立毙”。他一挥而就写下“立”字，可当笔锋要落入“毙”字那一撇时，顿住了。 他皱眉苦思，心里默念：是右边一个“比”字还是“毕”？下面的撇捺先还是横折先？越想越乱，越写越怕，汗珠顺着鬓角滑落。他想硬写，又怕一旦写错，被下属看出破绽，丢了威风。 “那就改打军棍。”他心中一动，索性换了主意，心想：打他二百军棍，也够教训了。于是提笔打算写“重责二百军棍”。结果刚写了“重责二百”，又卡在了“棍”字上。 那一刻，张宗昌沉默许久，手里的笔也没了动静。他突然一笑，啪地把笔扔在案上，站起来，目光犀利地扫过屋内众人，喝道：“这兵胆大包天，敢临阵脱逃，岂能轻饶？来人！拉下去——重处！” 副官立刻领会他的意图，挺身答道：“是！按军法重处！”卫兵不敢多问，赶紧将逃兵带下。没有人追问“重处”是棍还是刀，也没人提起那纸上戛然而止的半句话。 “面子这东西，有时候比命还要紧。”这是张宗昌在一次宴席上说过的一句话。纵然识字不多，他却深知在军中若失威望，比写错字还要命。 实际上，这并不是张宗昌第一次“为字所困”。他曾大手一挥，命人收集自己写过的诗句出版诗集，可稿子一经流出，便引来哄堂大笑。诗中有言：“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；大炮开兮，轰他娘。”粗鄙、直白、毫无文采，却被他自诩为“白话新诗”。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他还曾在晚宴上向客人朗诵这些“佳作”，目露自豪之色，仿佛这是对抗“文人酸腐”的胜利。实则不过是一介草莽，穿着锦衣，走进书斋，却不知墙上诗句为何物。 但讽刺的是，正是这样一个文化程度几近文盲的军阀，曾执掌一省兵权，指挥千军万马。在民国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枪杆子说话远胜纸笔文章。张宗昌懂得如何用铁血维持秩序，也明白即便他认不全字，只要手里有兵，照样能让满堂人俯首称臣。 只是，权力再大，纸上总会留下痕迹。那天留下的半张手令，成了副官茶后闲谈时的一段笑谈。人们私下议论：“司令又认不出‘毙’字了。”但这种话，只能在烟雾缭绕的帐篷后，或饭局酒酣耳热之际，轻声念出，从没人敢正面提及。 “一个时代的荒诞，往往不是它多残酷，而是太多假装的严肃。”张宗昌的威风，其实就是这些假装搭起来的戏台。台上是杀伐果断的将军，台下却藏着识字不多、胆大心虚的小人物。他的兵符，是刀；他的羞愧，是笔。 而那位临阵脱逃的士兵，究竟有没有被“从重”处置？史料未详。但从后来的档案来看，那年确实没有执行死刑的记录，反倒是几名轻罪兵领了军棍处分。 或许，那一场张宗昌的“文化危机”，最终救了那士兵一命。命运的吊诡，往往比小说更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