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9年，贺龙元帅含冤离世，可当大家发现幕后真凶时，周总理却说“算了吧”，这个人是谁？周总理又为何放过他呢？调查人员觉得该严肃处理李仲公，总理却摆了摆手：“把真相告诉他，八十多岁的人了，说不定就吓死了，算了吧。” 1969年6月9日，贺龙元帅在迫害中含冤离世，五年后冤案平反，伪造“求降信”诬告元帅的李仲公浮出水面，所有人都以为会严惩，可周总理的决定却出乎所有人意料。 这李仲公到底是什么来头，能让周总理网开一面？这背后藏着的，可不只是简单的恩怨情仇。 可能有人会问，李仲公一个国务院参事，怎么敢跟开国元帅叫板？这就得从他的履历说起了。 李仲公不是寻常百姓，早年也是同盟会成员，跟着孙中山闹革命，民国时期更是坐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的位置，论资历在旧官僚里算顶尖的。 建国后他靠着这份“旧资历”混进国务院参事室，表面上是建言献策的参事，骨子里却满是投机钻营的心思。 他最擅长的就是看风向站队，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，他瞅准机会主动请缨去武汉策反贺龙，就是想靠“招降大功”往上爬，没成想踢到了铁板。 那时候贺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，手里握着实打实的兵权，蒋介石许了高官厚禄，可贺龙早就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。 李仲公带着“委任状”找上门，刚把拉拢的话说完，就被贺龙拍着桌子骂了回去，当场以“破坏革命统一战线”的罪名扣押。 后来贺龙把他交给武汉国民政府的唐生智处置，唐生智念及旧情没敢深究，没过多久就把他放了。 这次“颜面尽失”的经历，成了李仲公心里的一根刺，可他当时没本事报复，只能把怨恨压在心底，一等就是几十年。 建国后李仲公的投机本性又露了出来。他见贺龙成了开国元帅，位高权重，就想攀附却被拒，转而又盯上了地方官职。 他三番五次找周总理，说自己熟悉贵州情况，非要当贵州省主席，被拒绝后还不死心，赖在办公室里纠缠。周总理没办法，只好把贺龙叫过来当“挡箭牌”。 贺龙一进门就戳穿他1927年策反的旧事，李仲公脸涨得通红，灰溜溜地走了，官职没捞到，旧仇加新恨，让他彻底记恨上了贺龙，就等着一个报复的机会。 1966年特殊时期来临，林彪一伙把贺龙当成夺权路上的绊脚石，正愁找不到陷害的理由。 李仲公闻风而动，连夜伪造了两封“贺龙致蒋介石的求降信”，还故意模仿贺龙的笔迹，谎称是1927年秘密留存的。 这封信刚好送到林彪手里，简直是“雪中送炭”，他们立刻把这封假信当成“铁证”，开始对贺龙展开残酷迫害。 那时候没人敢质疑信的真伪，林彪一伙还特意隐匿了1933年贺龙处决蒋介石说客熊贡卿的报告，这份报告本该是贺龙忠心的铁证，却被他们藏了起来。 说到这封假信，其实从一开始就满是破绽，1974年平反调查时，鉴定专家一上手就发现了问题：信件用的宣纸是1940年以后才量产的，墨水也是建国后常见的蓝黑墨水，根本不可能是1927年的东西。 调查人员顺着线索一查，很快就锁定了李仲公，面对铁证他没法抵赖，只好承认是自己伪造的。 所有人都以为这下李仲公难逃惩处，毕竟他的诬告直接加速了贺龙的悲剧，可周总理的决定却让大家傻了眼。 其实他周总理的“算了吧”里藏着三重考量，首先是当时的政治大局，1974年正是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关键时期，所有精力都要集中在打击核心成员上，李仲公只是被利用的棋子，要是把精力放在惩处他身上，反而会分散焦点，影响整体平反工作。 其次是历史因素，李仲公虽然犯了大错，但也是从清末民初走过来的老人，见证过中国的变迁，对这样的旧知识分子，当时的政策本就主张“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”，真要严惩一个八旬老人，反而会落下“不宽容”的话柄。 更关键的是，周总理心里清楚，贺龙元帅的冤屈，核心是林彪集团的篡权阴谋，李仲公的诬告只是催化剂。 平反工作的核心是恢复贺龙的名誉，让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，这一点做到了，比严惩一个老人更有意义。 而且他考虑到李仲公年事已高，身体本就不好，要是把真相和惩处结果一起告诉他，真可能出人命，倒不如让他在余生里背负着良心的谴责，这种精神上的惩罚，其实比坐牢更沉重。 后来李仲公虽然没被判刑，但国务院参事室取消了他的一切待遇，让他在监护下度过余生。 他晚年很少说话，每次看到贺龙的照片都会下意识地躲开，直到1978年去世，都没敢再提当年的事。 而贺龙元帅的名誉，在周总理的推动下彻底恢复，1975年举行的追悼会上，邓小平致悼词，明确指出这是一起冤案，为元帅正了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