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大将到功德林看望黄埔同学，那些黄埔一期的功德林学员怎么称呼陈大将是犯难的，叫陈将军显得卑微，叫老同学来自两个阵营没熟到那个份上，直呼陈赓显得不礼貌，所以只能是直接说话，不称呼。黄维那个书呆子一口一个陈赓很突兀，而王耀武的一口一个师兄却得体。1947年罗历荣被俘见到聂帅一口一个老师倒是蛮好，有时候小一点有好处。 黄埔军校刚开办那阵儿，氛围可不是教科书上写的那么铁板一块。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，个性张扬，谁也不服谁。比如陈赓，瘦高个儿，爱笑，有点儿孩子气，特爱闹腾。胡宗南，名校出身，长得正派，成绩也好。最初，这俩人是挺投脾气的，都是那种“风头正劲”的角色，没到开学典礼就能成朋友。可后来，胡宗南抱紧了蒋校长的“孙文主义”大腿，看立场不合的同学，动不动就来点小批判，嘴里革命理想念得比谁都勤。陈赓这边呢，早已暗中加入了共青团，骨子里那股“不一样”的劲头，让他俩越走越远。 校内两个派系“青年军人联合会”和“孙文主义学会”的斗争，那可不只是耍嘴皮子。那气氛，比大学社团抢地盘还火爆。最出名的一次，两派人马在集会后直接开干。山东大汉李仙洲，虎头虎脑，拳头硬，陈赓在他面前根本不是正面硬刚的对手。可陈赓机灵啊，眼珠一转，顺手抄起一把板凳就当武器了。没想到，胡宗南一见情况不对，撸起袖子就想凑热闹。陈赓一看是他，板凳直接朝胡宗南挥过去！这一下把胡宗南给吓懵了，他慌乱躲闪，一头钻进旁边茶楼的桌子底下，连帽子都甩半道上了。这事儿后来成了黄埔军校里最经典的笑谈，不管成了多大的官，谁提起来都笑得前仰后合，胡宗南则成了那个“茶庄追击战”里最尴尬的“主角”。 可话说回来，就算打架闹腾得厉害，这帮人身上还是有股子“不正经”的文艺范儿。血花剧社，当初周总理领着，那可是一帮热血男儿办的。有意思的是，演女角色的，没人比得上陈赓。他扮起姨太太来，一颦一笑，搔首弄姿，把军校的汉子们都逗乐了，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。 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往事，其实才是黄埔军校最真实的一面。谁能想到多年以后，这群同学会站在生死线上互相厮杀？1927年，蒋介石变脸比翻书还快，国共分道扬镳。南昌起义枪声一响，昔日并肩战斗的同学，一夜之间成了敌人。这种无奈，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真正品尝。 到了1933年，陈赓被国民党俘虏。蒋介石亲自召见他，软硬兼施，又哄又吓，无非是想收服这个人才。但陈赓不为所动，始终冷笑不语。 蒋介石最终没下杀手，而是把陈赓当成囚犯，特意安排宋希濂照看，吃喝不愁，活动也相对自由。最终，陈赓还是找准机会逃了出来，继续他的革命道路。 四九年夏天，大批曾经呼风唤雨的国军大佬，陆续进了功德林。在这座高墙里，他们一夜之间成了“改造对象”。虽然失去了自由，但生活待遇其实不差，除了白天劳动，其余时间可以看书、会客、下棋。可这帮旧社会精英，骨子里的派头和习性还是改不掉。房间里照样拉帮结派，互相看不顺眼。当年军衔最高的王陵基，习惯了有人服侍，连挤牙膏都不知道怎么弄。反倒是杜聿明，虽然患病，却像个老保姆一样，手把手教他挤牙膏、洗袜子。 功德林里，最大的圈子就是黄埔系。陈赓来了，拎着两袋苹果，说要来看看老同学。所长一听，乐了，打趣说：“黄埔的？我给你拉来一大帮。”一口气点名，把黄维、宋希濂、王耀武等人都叫了过来。这帮人当年，个个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将军，现在却像个听话的学生，被叫到一块儿。 在场的有将官，也有战犯。这情景，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，一个称呼就能透露出千言万语。 黄维那个“书呆子”，性格直愣，开口就叫“陈赓”，不带任何敬称。这声“陈赓”，听起来突兀，甚至有点像当年校内吵架，直呼其名，不留情面。他可能内心还是不服气，也可能压根没想那么多，脑子里只有军事理论和战术，人情世故对他而言，太复杂。他的性格，从他痴迷军事理论、不善交际的种种事迹里就能看出来，这声“陈赓”反倒显得真实，毫不做作。 而王耀武，开口就是“师兄”。他这声“师兄”，说得极得体。黄埔军校里，他们同属一期，王耀武比陈赓年龄稍小，资历稍浅，叫一声“师兄”是本分。这个称呼，既承认了陈赓在黄埔的资历，又不涉及现在两人地位的巨大差异，巧妙地绕开了政治立场，回归了最纯粹的校友关系。这体现了王耀武为人处世的精明和世故。 历史就是这么奇妙。战争把他们分开，但那份同窗情谊，却像老藤一样，拉都拉不断。到底是同窗一场，还是新仇旧怨更值钱？恐怕只有那些真正在枪林弹雨里回头互看的黄埔爷们儿，才能体会个中滋味。 很多人以为，陈赓到功德林看望他们，是带着胜利者的姿态，或者去羞辱他们的。其实，那种氛围更像是一场迟到了太久的同学会。他们互相看着，看到的不仅是对方，更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，满腔热血的自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