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禁书的变态心理，不喜欢“胡虏”二字，不喜欢“汉”这个字。 乾隆皇帝弘历生于康

清朝禁书的变态心理，不喜欢“胡虏”二字，不喜欢“汉”这个字。 乾隆皇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，是雍正皇帝的第四子，早年接受满汉双语教育，还学习骑射技能。雍正登基后，将他秘密立为储君，到雍正十三年继位，年二十五岁。初期统治注重稳定边疆和经济发展，推动水利工程和农业生产，人口从一亿多增到三亿，国库收入充裕。他兴建圆明园和避暑山庄，收藏大量艺术品，还亲自参与诗文创作，编纂书籍。 乾隆对文化控制逐步加强，从乾隆二十年开始，设立四库全书馆，收集全国图书，但同时启动大规模查禁行动。文字狱案件从这时增多，起因多为书籍或诗文中出现敏感词语。他亲自审阅上报材料，下令调查可疑内容。乾隆三十七年，四库全书正式开馆，三百多名学者参与编修，乾隆要求删除或修改涉及少数民族的负面描述。禁书范围包括辽金元史书，只要提到北方民族事迹，就需调整或销毁。 乾隆的个性决定了他的政策方向，他对满洲身份敏感，容不得任何可能挑战统治的言论。文字狱不只针对官员，还涉及普通读书人，乾隆通过地方巡抚和督抚系统监督执行。乾隆四十二年，四库全书完成七万九千多卷，但过程中焚毁图书达数万种。乾隆晚年退位给嘉庆，仍以太上皇身份掌控大局，到嘉庆四年去世，享年八十九岁。他的统治期内，文字狱上百起，影响了清代文化传承。 清廷在禁书中对某些字眼特别忌讳，尤其是那些可能侮辱满洲或蒙古的称呼。乾隆厌恶“胡虏”这类词，因为它常用于指北方少数民族入侵者。他也反感“汉”字的突出使用，以免强化满汉对立。学者陈垣后来总结清人忌讳十类，忌虏排第一，忌胡第三，忌汉第九。这些忌讳反映了统治者维护民族统一的需要，乾隆多次在诏书中强调满蒙一体。 甘肃巡抚鄂昌是满洲旗人，在边疆任职时作诗，其中用“胡儿”指蒙古地。乾隆看到后，认为这等于侮辱满洲，因为蒙古早与满洲结盟。他下令召鄂昌入京，训斥一番，但因鄂昌是旗人，仅此了事，没有进一步处罚。后来在胡中藻案中，鄂昌因曾为其诗集作序，又被牵连。 山东寿光人魏塾是普通民众，在阅读江统《徙戎论》后批注，提到迁戎导致五胡之灾。乾隆判定这影射清廷，下旨逮捕，判斩立决，其著作全部焚毁，家人判斩监候。这类案件中，乾隆要求彻底销毁涉案人所有文字，防止传播。清廷通过这些事例强化控制，禁书不止于销毁，还包括修改史书内容。 乾隆的禁书心理源于对满洲统治的维护，他担心汉人用旧称呼唤起民族记忆。鄂昌案显示旗人待遇不同，汉人如魏塾则从严处置。清代文字狱多因类似字眼引发，乾隆亲自批示多数案件，确保执行到位。 乾隆加强禁书后，文字狱扩展到全国，四库全书编修中删除大量内容，涉及少数民族史籍的负面描述多被替换。各地官员搜缴图书，焚毁违禁之作，古籍损失严重。乾隆四十五年，魏塾被执行死刑，其家人流放边疆。鄂昌在胡中藻案中被赐自尽，家产抄没。 乾隆继续推动政策，四库全书分藏多处阁楼，但禁书行动导致文化断层。乾隆六十年禅位嘉庆，仍掌实权，到嘉庆四年去世。嘉庆上台后，缓和部分措施，但清廷忌讳影响持续，古籍多已散佚。 清朝禁书的这种心理，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。他对“胡虏”和“汉”字的厌恶，源于满洲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地位不安。满洲入关后，面对汉人人口优势，乾隆通过文字狱压制潜在不满。禁书不止于销毁，还包括重修史书，如将辽金元事迹正面化，避免负面标签。 乾隆的政策影响深远，清末文化界对历史叙述仍受限制。满洲统治者忌讳“胡虏”，因为它提醒人们满人曾被视为外族。“汉”字的忌讳，则是为淡化民族界限，推行满汉一家。乾隆训斥鄂昌时，强调满蒙一体，这反映了联盟的重要性。 文字狱高峰在乾隆中后期，案件从诗文扩展到史书批注。魏塾批《徙戎论》，乾隆视之为大逆，立即处置。鄂昌诗中“胡儿”，虽未直接获罪，但累积导致下场惨淡。清廷通过这些强化权威，乾隆亲自过问，确保无遗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