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1年，钱学森通过众多关系，在美国获得了激光陀螺的一些相关信息，送到国防科技大学，可那时人们都对这项技术知之甚少，也很少有人敢轻易尝试，这时一位任职教师决定尝试一番。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“关注”，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，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，感谢您的支持！ 1971年，一个关键年份，彼时的世界，正处在冷战的高压锅里翻滚，美苏在科技上针锋相对，谁都不想落后半步，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，惯性导航技术变得尤为重要，而在惯性导航的核心技术中，有一样东西像王冠上的明珠——激光陀螺。 美国早早尝到了这项技术的甜头，并捂得死死的，甚至连公开的资料都要层层设防，中国刚刚起步，连个像样的实验室都难找，更别提这种尖端装备，但就算是天堑，总得有人先迈出一步，钱学森意识到激光陀螺的意义，凭着早年在美国积累的人脉，辗转获取了几页关键资料，它们被当作最高级别的科技机密送到了国防科技大学，资料不多，两页纸，密密麻麻的英文，夹杂着草图和公式，却足以点燃一场技术革命。 资料送到学校后，却像落入深井，沉寂无声，大家都知道这技术的重要性，也知道它的难度，那并不是翻几本书、调几台仪器就能搞定的项目，在那个年代，国内的光学水平还停留在初级阶段，连基础的光学薄膜都做不出合格的，面对这种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很多人选择了观望。 高伯龙站了出来，他当时已经47岁，教了多年物理，学术根底扎实，性格却安静低调，他不是光学出身，也没做过导航相关的研究，但他明白，这不是一个人的事，而是国家的事，他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是默默开始了工作，从那两页纸起步，一点点翻译、分析、反推，他用了一年多时间，才把那份天书般的资料真正“拆解”清楚。 他没有照搬美国的思路，而是结合国内实际情况，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模型，还写出了系统化的教材《环形激光讲义》，这不是临时拼凑的手册，而是为整个研究打下理论根基的蓝图，别人看到的是几页资料，他看到的是一整座技术山脉。 理论搞清楚了，接下来就得落地实验，可实验条件简陋得近乎原始，没有高精度的设备，没有合格的材料，甚至连一块用于稳定仪器的大理石平台都要去火车站捡废弃品，高伯龙带着几名学生，把木板房改造成实验室，用旧照相机的零件拼凑出真空腔，靠手动调节光路参数，一点点逼近理想目标。 最棘手的是光学薄膜的制备，这层薄膜的厚度要精确到0.1纳米，相当于头发丝厚度的十万分之一，国内当时的镀膜技术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，高伯龙没退缩，反而从头学起计算机编程，模拟薄膜生长过程，优化参数，改进工艺，他和团队自制出专用设备，一次次实验，一次次失败，终于制出了符合要求的光学薄膜。 这项技术的突破，并没有立刻带来赞誉，当时国外已经转向光纤激光陀螺，很多人认为高伯龙的研究是逆潮流而动，甚至有人讽刺说，国外都放弃的东西，咱们还在费劲干嘛，但他冷静而坚定，他相信自己提出的“四频差动方案”才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子，这个方案绕过了国外的技术封锁，也减少了制造难度，事实最终证明，他选对了路。 从理论模型的建立，到第一台样机的成功，整整花了十几年时间，那是一段没有掌声、没有鲜花的日子，团队里的人轮番上阵，有的熬不过离开了，有的新人加入接着干，没有人抱怨苦累，只有一个目标：把这项技术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。 1990年，第一台国产“全内腔四频差动激光陀螺仪”终于在实验台上点亮光路，这个成果的意义远远超出技术本身，它标志着中国在惯性导航领域打破了西方的封锁，实现了自主可控，之后，团队又陆续完成第二代、第三代产品的研发，使得这项技术逐步应用到战机、导弹、航母等关键装备之中。 这条路走得极其艰难，却也格外坚实，高伯龙没有享受荣誉的习惯，他从不在乎头衔、待遇，也极少接受媒体采访，他一直穿着旧中山装，办公桌上堆满了草稿纸和仪器零件，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，常年在实验室加班，灯光总是楼里最后熄灭的那盏。 晚年身体不太好了，可他仍然紧盯项目进度，别人劝他休息，他却一边输液，一边修改设计图纸，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刻，他还在关注膜层的参数微调，他的手指在病床上画着圈，像是在复述那熟悉的光路图。 2017年冬天，高伯龙安静地离开了人世，就在那一天，一颗搭载国产激光陀螺的北斗卫星从他所在的城市上空掠过，精度定格在0.0001度，这项曾经被质疑、被忽视、被封锁的技术，终于成了国家导航系统的核心支柱。 信息来源：新华社——永不停转的“陀螺”——追记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