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，有这样一个卖花生的小商贩。每当有日本兵路过之时，他都会点头哈腰地迎上去。 冀诚生在涞源县一个普通农家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从小跟着爹走街串巷卖杂货，练就了一身机灵劲儿。他对涞源的每条小道、每个乡亲的脾气都门儿清。卢沟桥事变后，日军占领涞源，烧杀抢掠，村里人躲进山里，家里的粮食被抢了个精光。冀诚看在眼里，攥紧了拳头。1938年，地下党组织找上他，觉得这小伙子脑子活、胆子大，又会来事儿，适合干点大事儿。组织上决定让他潜入日军内部，摸情报。冀诚二话不说，接下了这危险的差事。 他挑了个好地儿，在日军司令部对面的照相馆旁边摆摊，卖花生和香烟。炒花生是门手艺，冀诚干得讲究，选的都是饱满的货，炒出来金黄酥脆，香得隔老远都能勾人。摊子前天天围着人，生意火得不行。来买花生的不光有本地人，还有日军司令部里的兵和特务。这些家伙吃完花生常不给钱，冀诚也不恼，还往他们手里多塞一把，点头哈腰地赔笑。时间一长，街坊都觉得他傻乎乎的，专会巴结日本人，连钱都不会要。日军特务中田和堂前芳夫常来他摊子，抓了花生就吃，冀诚从不计较，还送他们点刚出锅的货。渐渐地，这俩特务跟他混熟了，觉得这小贩老实好使唤。 1939年春，堂前芳夫吃着花生，拍着冀诚的肩，半开玩笑地说让他去司令部干活，管澡堂，伺候军官。冀诚装傻应下，第二天就背着包进了司令部。在澡堂里，他烧水、劈柴，干活麻利，把水温调得刚好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日军情报部长山本敬夫来洗澡，冀诚伺候得妥帖，搓背轻重合适，山本挺满意，慢慢把他当个贴身帮手。他还跟日军翻译官水某套近乎，常带点土酒、野味去吃喝，帮他收拾屋子，铺上羊皮垫保暖。水某觉得这小伙子仗义，啥话都敢跟他说。冀诚靠着这股子“傻劲儿”，在司令部混成了熟脸，上下都吃得开。 1939年10月，涞源县城突然戒备森严，岗哨加倍，路人查得严。冀诚凭着在司令部跑腿的经验，嗅到日军要有大动作。他照常干活，暗中留心日军调兵遣将的情况。有一天，他备了酒菜，请中田、堂前几个特务吃喝。酒过三巡，特务们嘴松了，漏出日军要集结两万精锐，对晋察冀根据地来次大扫荡，领头的还是驻张家口的日军大将阿部规秀，想一举干掉八路军主力。冀诚记下这些，表面上还是笑呵呵地劝酒。第二天一早，日军扫荡提前启动，城门封得死死的。他找到地下党联络员刘江，把情报塞给他。刘江没法出城，冀诚灵机一动，弄来两袋粮食，装上牛车，让刘江扮成送粮的工人。他陪着一起到城门，笑着跟哨兵说是要出城磨面。哨兵摸了粮袋，摆手放行。情报就这么送到了八路军手里。 聂荣臻和杨成武拿到情报，连夜开会，定了反扫荡的计划。11月2日，杨成武在雁宿崖设伏，全歼日军辻村宪吉的500多人。阿部规秀气得跳脚，带着1500精锐杀过来报仇。冀诚又探到消息，用老办法送出去。杨成武在黄土岭布下埋伏，11月7日把阿部规秀的部队困住，炮火一响，300多日军被歼，阿部规秀也被炸死。这场仗打得日军晕头转向，晋察冀根据地站稳了脚跟。 黄土岭战役后，日军怀疑内部有内鬼，涞源的空气更紧张了。1940年3月，冀诚被抓，关进地牢。日军先好言好语问他跟谁联系，见他不吭声，就动鞭子抽，皮开肉绽。冀诚硬是咬牙不说，一个月后，日军没证据，只好放人，还假模假样地摆酒赔罪，叮嘱他继续干活。冀诚表面顺从，回了司令部接着摸情报，帮八路军打了好几场硬仗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回了涞源，进了县公安局。可街上的人不了解内情，看他穿警服就骂汉奸，背地里指指点点。他从不争辩，低头干活。1950年代，县委开会给他正名，讲清他抗战的功劳。1957年，《人民日报》写了篇报道，记下他在黄土岭的贡献，后来还收进《星火燎原》。冀诚晚年低调，住在涞源老家，偶尔剥几颗花生，静静地看着远处的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