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前157年，汉文帝刘恒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，他在弥留之际提了个奇怪的要求，他说：“我节俭了一辈子，死后也不想成为百姓的拖累。 公元前157年的冬天，长安未央宫格外沉寂，汉文帝刘恒病重，气息微弱，身边的太子刘启与群臣屏息守候，等待最后的交代。 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托付国政或安排后事，却听到了一句让人难以置信的话，他说自己一生节俭，不愿死后成为百姓的负担。 在当时的时代，帝王厚葬是惯例，墓葬规模往往象征国运与威仪，棺椁层层包裹，随葬珍宝无数，陵墓建筑动辄劳役十万民夫，刘恒却要求不兴大役，不起高冢，不用金玉陪葬，他的话让在场的群臣心中震动，但他态度极为坚定。 刘恒的要求并非一时兴起，他在位二十三年始终秉持节俭，登基后没有扩建宫室，仍然住在旧殿。 宫中器物损坏便修补继续使用，衣服破旧缝补再穿，他限制御膳品类，只允许三牲入膳，群臣曾多次上奏希望翻修宫殿、修建露台或增设装饰，他都拒绝，称民力未足，不应劳扰百姓。 一次，工匠提议建造一处高台供观景，开支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全部家产，刘恒听后立刻作罢，丞相曾进贡华丽骏马，他认为盛世应当爱惜民力财力，不需要养无用之物，直接退回原地，这种做法让朝廷上下不敢铺张，俭约成为官员的共识。 病重之时，他将自己的葬制安排得极为详细，棺椁用柏木制成，不用玉石装饰，陵墓依山而筑，不再堆土起坟，不修石台。 丧礼时间缩短，不允许长久哭丧，百姓不必因国丧停工停耕，工匠只从宫中选调，不许征发地方民夫，他还明确不准随葬大量物品，仅留一套衣服、鞋履和印玺。 礼官们得知这一安排后十分不安，担心不合天子礼制，认为厚葬方能彰显皇权，太子刘启虽然心中犹豫，但他清楚父亲生前极为重视节俭，还是决定按照遗愿行事，于是霸陵在长安东南二十里动工，规模极小，依山就势，没有高大的坟丘。 刘恒去世的那天，长安城仍然秩序如常，国丧仪程被大幅削减，没有大规模征发民夫，也没有繁复的仪仗，太常起草的礼文被删减一半，百官服丧三日即除，百姓生活几乎未受影响，两个月后，霸陵竣工，地面不起高丘，也无石像神兽，路人经过几乎看不出这是帝王陵墓。 史书记载，霸陵是西汉帝陵中最为简朴的一座，墓室没有曲折墓道，入口是一条直穴，随葬器物极少，多为陶制品。 由于地面形制极不显眼，后世盗墓者很少关注这处陵墓，刘恒生前担心死后扰民的愿望最终实现，他的安息之地几乎未被打扰。 他的做法给后世带来深远影响，汉景帝在葬制上延续了父亲的理念，丧礼与陵寝皆从简，此后，汉武帝等人也沿用“霸陵制”的部分原则，节俭之风成为汉代帝陵建设的重要特点。 文帝在位时实行轻徭薄赋，减少刑罚，重视农业生产，使国力日渐充盈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文帝与景帝父子近四十年的统治，被史家称为“文景之治”，为汉武帝时期的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两千年后，考古学家在白鹿原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陵，墓中出土的器物数量有限，且材质普通，与史书记载完全吻合，与同时期厚葬的帝王相比，这座陵墓显得尤为寂静。 刘恒一生节俭爱民，死后仍将百姓放在首位，他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离世而增加民众负担，不希望耗费财力修建象征权威的陵墓，那句“我节俭一生，死后不愿劳民”的遗言被史官记录下来，成为后人铭记的典范。 千百年来，许多君主都曾引用文帝的事迹劝谏自己或他人节俭，那并不是单纯的节约钱财，而是一种体恤百姓、减少赋役的仁政理念，刘恒用自己的选择打破了厚葬旧俗，使节俭成为一种可传承的风范。 他没有留下浮华的宫殿，没有金玉满仓的陵墓，却给后世留下了最宝贵的信念，他用一生的实践证明，帝王也可以用节俭与仁爱赢得民心，并让这种影响穿越千年。
